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相连(鲁太光)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气质或者说征候，可以用福克纳的一部小说名之，那就是：喧哗与骚动。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的浮躁，以致本应为其提供消音器与降噪剂的文学也为其所同化，降格成为“杂音”的制造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储福金的长篇小说新作《黑白(白之篇)》可谓一部超越之书、升华之书、特异之书。因为，这是一部超级“安静”的小说。

　　这种“安静”，这种大音希声，让这部小说显得卓尔不群。

　　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容量相当大，几乎纵贯了从建国到现在几十年的时光，如果考虑到这部小说的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陶羊子的生涯为经纬的话，那么其“前传”《黑白》自然就是其根基，因而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纵贯了自近代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光。这“百年”之中，中国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上演了多少惊神泣鬼的故事，如果铺陈开来，将是一幅多么浩瀚的画卷，画卷中充溢着怎样繁复的色彩。

　　储福金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没有正面铺陈历史，反而将历史浓缩到经纬交织的棋盘上，浓缩到黑白相生的棋子上，使历史在“对弈”中得以净化，得以纯粹，得以“安静”。仅就《黑白(白之篇)》而言，小说就写到了红色狂飙的“文革”年代，写到了理想退潮的知青年代，写到了市场潮涌的改革年代，写到了欲望恣肆的消费年代。这每一个年代，都绝非拘泥于琐屑细事的“小时代”，而是意义深远的“大时代”。然而，作家对这些“大时代”的处理却是那么的轻描淡写、不动声色：作家对“文革”年代的描写，似乎是陶羊子不经意间做的南柯一梦，尽管这梦中飘拂着血色；作者对知青年代的描写，似乎就是彭行为了下棋而“在路上”的故事，最惊险的情节也不过是彭行因棋生恨，凳击对手；作者对改革年代的描写，似乎不过是“杨柳”———杨莲与柳倩倩———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作者对物欲横流的消费年代的描写，似乎更加微末，似乎不过就是小君顽童般的行止及其出人意表的围棋之路。

　　实际上，作家之所以采用“断代”的方式再现陶羊子、彭行、“杨柳”、小君这一脉相承的四代棋手迥然有异的围棋之路、人生之路，从而以人显世，烛照出他们分别立身的四个时代的不同，并最终勾勒出百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幅物质上升、精神下行的社会“心电图”，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生存之上，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紧密相连？

　　这个问题，才是这部“安静”的小说发出的“大音希声”。这个类似终极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这部小说的“眼”。这个“眼”，就是袁青不依不饶的追问———袁青是陶羊子少年时代的棋友，因为痴迷围棋，东渡棋力更强的日本，经过多年打拼，终于成为雄冠日本围棋界多年的一代传奇。多年以后，陶羊子的“徒子徒孙”彭行、“杨柳”访问日本，袁青在会见他们时问彭行说：“你师傅是棋与文化连着的，连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他有这个文化的底子，在棋上表现。你呢？”这个问题也同样提给了“杨柳”———事实上，也提给了“缺席的在场者”小君。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袁青与彭行等心有戚戚，那就是“文化”、“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彭行的回答是“生存”；杨莲代表“杨柳”的回答是“情感”；而“缺席的在场者”小君后来回答“效益就是美”。

　　听到这种判然有别的回答，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感，不胜感慨。

　　我们说储福金在 《黑白(白之篇)》 中发出的声音是“大音希声”，而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如空谷足音，发人深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陶羊子与小君隔代对弈的情节才意味深长：一局终了，陶羊子涅槃而去，只留一缕心香在人间，而那除了效益的美学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顾的小君却似乎获得新生，说出了一句意味纯粹却又极其丰富的话：“太师公他快睡着了！”这句充满人情气息的自言自语表明，这个一向混沌的物质之子似乎听懂了“太师公”的隔代“手语”，从而开始摆脱物质的拘役而向物质与精神合一的赤子之境进发。因而，这场对弈，是陶羊子对小君的“点化”，是精神向物质的贯注，是“软道理”与“硬道理”的对话。小君的话表明他听懂了这对话。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我们听懂作家的心声了吗？

　　(《黑白(白之篇)》 储福金/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