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庆祝无意义》(李德南)

米兰·昆德拉

《庆祝无意义》 李德南 大师的平常之作

　　已是85岁高龄的昆德拉又出小说新作——对于昆德拉的爱好者来说，这部《庆祝无意义》无疑是值得期待的。我至今依然记得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相遇时的激动。特蕾莎遭遇爱情时的软弱，托马斯面对不同女性时不能自制的茫然，都容易击中文学青年软弱的心灵。《生活在别处》以抒情和反讽交织的方式讲述一个诗人的成长历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至于《玩笑》与《好笑的爱》这两部早期作品，则可以用情有独钟来形容，我对它们的热爱程度甚至胜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生活在别处》。

　　读完《庆祝无意义》，我却难掩失望：它虽然同样出自昆德拉之手，却激情难再，与昆德拉到法国后写的《慢》、《身份》与《无知》等作品一样，是大师凭借才能勉强写就的平常之作。它不单在写法上老调重弹，故事毫无新意和灵光，更让昆德拉的运思方式在眼下显得格外暧昧。

　　这本五万余字的小说，延续了昆德拉的解构精神。在他的作品世界里，爱情、信仰、政治、友谊……种种美好的所在，全都是靠不住的。昆德拉曾经说过，“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这种不确定性，本该包括好与坏、积极与消极、希望与绝望……或是多种因素、状态的复合。然而，昆德拉小说中的叙事者最后总是“很确定”地告诉你，别犯傻，没什么是值得信赖的。而这一次，通过几个短小的故事，昆德拉再次强调了革命是无意义的，爱情是无意义的，时间是无意义的。“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是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反讽的局限

　　我知道，当昆德拉写下上述字句时，他其实是在采取惯用的反讽叙事；我也知道，反讽是一种否定性的、迂回的运思方式，暗含着对所指向的词与物、秩序的不认同。在特殊的语境里，尤其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里，反讽的意义无可估量——它可以让沉默的心灵得以发声，并让心有灵犀者听到，予以回应。比如在中国，王小波的反讽叙事就因此显得弥足珍贵。问题是，昆德拉的反讽不同于王小波的反讽，后者从未否定一切。王小波的游戏与调侃，总是伴随着对爱、自由与美的肯定；昆德拉则认为，爱、自由与美是乌有之物。对昆德拉来说，写作本身也不过是一种游戏，我们能从中得到某种智力的与诗性的愉悦，此外别无更多的意义。

　　反讽叙事之于昆德拉，时常伴随着巨大的盲见。如果反讽者仅仅是拥有一种解构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一种肯定性的内在价值作为皈依，那么反讽者所做的，就不过是让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化为更为荒凉的废墟。如果只是试图摧毁一个坏的世界，而不是同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们始终对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码的向往，反讽作为一种话语行动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一场与所指之物暧昧的游戏或调情。反讽者呢，最终也难免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所裹挟，所湮没。

　　更为暧昧的是，昆德拉式的反讽，还有他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小时代”的中国似乎得到了极大的认同。比如在《续写生存、意义、玩笑与爱》这篇文章中，马信芳曾这样谈到《庆祝无意义》的“意义”：“昆德拉用喜剧的手法讽刺现实与历史。这里有男女之事，有对苏联统治的嘲弄，对文明冲突的思考，对个人成长的追问，一切描述都想要增加意义的厚度，但小说的最后，昆德拉却用‘无意义’来结尾。”“舞台上演着：生与死、严肃与荒诞、历史与忘却、现实与梦境。昆德拉让我们在笑中漂浮，为世间的无意义狂欢。”“昆德拉在他的新作里续写生存、意义、玩笑与爱，他要为‘无意义’点赞。我想，这也许是他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世间的无意义狂欢”，“为‘无意义’点赞”。如果这不是对反讽者的“反讽”，而是一种“正解”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显然荒谬到了“谁也笑不出来”的地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也不过是一种好笑的爱，一种轻得不能承受的爱。

　　两种叙事遗产

　　面对这样一种境地，我感到无力，我很难说服自己只信赖昆德拉所说的“塞万提斯的遗产”，而是更愿意强调福克纳的叙事遗产。1949年，福克纳在接受诺奖的演讲中曾经谈到，“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作家“写起来仿佛处在末日之中，等候着末日的来临”。但福克纳说，他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不相信这种景象会到来。相反，他对人和人的未来抱以希望，“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诗人的声音不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个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

　　我认为，这正是福克纳的叙事遗产的精华所在。这份遗产也许陈旧，沉重，但它让我感到踏实。它也照见了昆德拉作为一个反讽者的暧昧之处。昆德拉的问题在于，他彻底否认了人类获救的可能性，否认了人类获得意义的可能性。我甚至觉得，他之所以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迟迟未能获奖，与此亦有关系。无论是对小说艺术的开拓，还是对小说世界的营造，昆德拉都称得上是一位大师。不少已获诺奖的作家，在这些方面远远不如他。然而，昆德拉到底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面对人类的种种不堪境遇时，他越来越倾向于取超然静观的立场，写作对他来说，仿佛只是一种清清白白的、与生活世界无涉的游戏。

　　诺贝尔在遗嘱中曾强调，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是授予那些“写出了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虽然关于什么是“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百余年来评委们不断有不同意见，看法在持续变化，但是昆德拉作品的内在精神，无论如何都很难够得上这一标准。他更多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是一个解构主义者。昆德拉所缺乏的，不是智慧，不是才能，而是情怀，一种明知世界已然残缺、却尝试赞美这世界的情怀。

　　李德南，青年批评家，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