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艰难里活出独特的生命形状(黄德海)

　　“一个人感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1932年8月，沈从文写完《从文自传》。那时他刚及而立，已是备受瞩目的作家，他爱的“正当年龄的人”也回应了他的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光。2005年出版的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一讲就是“《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而这个准备里包含的，不只是写作的坦途和美满的婚姻生活，还有为应对十几年后将降临的困顿和艰辛埋下的伏笔。《沈从文精读》已经提到了这个伏笔，却还不是那本书的主体。时隔九年，张新颖出版了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那个若有意若无意的伏笔，成了眼下这本书的主体。

　　世界上大概没什么一劳永逸的事，也没有人可以用一次自我确立应对所有的未来，尤其是沈从文后半生所处的那样一个龙蛇起陆的时代。《沈从文的后半生》起始，写的就是沈从文的第二次自我确立。不止沈从文，一个不断发展中的个人，生命中会有很多天然的成长节点。比较明显的有两次，一次在三十岁左右，《从文自传》就是写于这个时期；另一次，差不多会发生在五十岁前后。沈从文的第二次自我确立起始很早，按张新颖的说法，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沈从文就较为明显地把重心从文学转到了思想。这个思想过程因为始终和现实粘连在一起，往往不够圆通，却也可以从中看出他调整期的挣扎和积于其中的能量。

　　现在已经无法揣测，如果不是1949年的社会大变动，沈从文会在第二次天然成长节点完成怎样的自我确立。能从本书看到的只是，沈从文第二次自我确立的过程，相较第一次，内中含藏的，更多是痛苦不堪，他要在时代的巨变中“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

　　一个被选中的文学天才往往是不幸的，因为敏感的灵魂会先于他人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巨大变化，不得不具备“感受无限痛苦的能力”。沈从文对时代即将大变的感受，在1940年代前期完成的《长河》里已经表露无遗，他明确地感受到，“那个要来了”，“他好像已经预先看到了些什么事情，即属于这地方明日的命运。可是究竟是些什么，他可说不出，也并不真正明白”。至1940年代末，远远而来的“那个”不再朦胧模糊，而是借助政治加速器，以更直接的方式、更快地“来了”，并用粗暴的方式直接加诸沈从文身上，以致把他逼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这个煎熬阶段最为明显的表现是1949年，对其中的种种，本书有仔细的梳理，大概可由沈从文以下的诗句标志尾声：“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但这个重生的过程远未结束，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精神上的问题还时有反复。《沈从文的后半生》致力的，就是沈从文怎样以弱小之躯，慢慢学着跟这个天地翻覆的社会相处，最终从时代洪流的席卷之下慢慢站立起来，完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

　　无论后来沈从文完成了怎样一个独特的自我，却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文学创作轨道上来，而是“转业”从事文物研究去了。对沈从文的转业，后人有悲愤，有感慨，也有理解，而所有这些，恐怕内里都含着对一个文学天才中途退场的无奈。对沈从文自己来说，在当时的处境下从事文学创作，“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张新颖明白这个无奈，却着力辨识这个选择中的主动部分，这就是他从沈从文的书信中拈出的“有情”二字，“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沿着这个方向，张新颖看到：“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一个人感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对这条历史文化长河的爱，正是《从文自传》中埋下的那个伏笔，因为那时，他就“对于人类知识光辉的领受，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千里伏脉，结穴于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旧文物中“还原”和“恢复”出活的气息，能如此，仍与沈从文天才的感受能力有关。或许对沈从文来说，在经手无数文物时，敏锐的感觉让他可以开启尘封，不仅对文物的“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作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沈从文看到那些他喜欢的文物的时候，大概会像当年看到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写《长河》时，沈从文说他要来写写“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不妨这样推想，研究文物的沈从文，把自己此前自身经验的对哀乐的体味，扩展到了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里，由“懿文德”的“文”转为“多识前言往行”的“史”，走向一个更宽阔的世界。沈从文的才情，也在这个世界里放出浑厚的光。

　　沈从文走向这个世界，有他的勉强，却也从中获得欢欣，而所得的欢欣，或许可用他“八十岁的惊喜”来代表。1982年初，湖北荆州马山一号墓发掘，八十岁的沈从文赶赴荆州，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丝绣制品，尺幅见千里，神思接千载，他振奋地给朋友写信赞叹：“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张新颖说，做学问并非是一种消耗，“如果学问做得足够好，就会滋养人的生命和精神”，这个滋养，或许就来自这些发自内心的欣悦。

　　不过，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张新颖有意不把这欣悦戏剧化，而是深深地隐藏在沈从文密密麻麻的日常生活里，如此，偶尔显现的欣悦才扎实妥帖，是那个艰难时代应有的样子。生活不是戏剧，传记也不是，沈从文独特的生命形状，不是惊惊咋咋地跳跃完成，而是从艰难里一天一天活出来的。

　　1950年，沈从文被安排到华北大学政治学习，理论测验的成绩在“丙丁之间”，却感动于厨房的炊事员“临事庄肃”、“为而不有”，他们“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朴素工作态度，使人爱敬”。沈从文自己呢，也是这样庄肃地做着事，有一时，他“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四十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从中得到欢喜和平静。这也正是沈从文跟很多文人不同的地方，他不但不会偷闲，且“一生最害怕是闲”，因为“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1970年农历十月，沈从文改毕旧体诗《喜新晴》，在跋语中，他感叹大哥沈云麓和姐夫田真逸的去世，却在临结尾时写道：“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也。”这句话，真堪摘出，置于任何一个对人世有情者的座右。

　　我们无法断定，沈从文百年长勤的主张和实行，是出于天生的性情还是后来的修习，从上面提到的旧体诗中读到的是：“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那么，是天性的原因了，生来就“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如此说来，性无适俗韵的沈从文后半生与社会格格不入，也就是难免的了。这个格格不入不光表现在他对当时的各类务虚活动不能适应，即便他试图简化自己的头脑，照张新颖的说法，也是因为他一贯坚持自己的表达形式才敏感到的，结果呢，“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要‘简化’也不容易”。拿沈从文的文字来说吧，不但他从文学转向文物研究之后的文字仍能很容易地辨识出来，即使写检查，下面这种沈从文式的话，还是会不时流露：“让我工作，头脑还担负得下。写思想检查，实在担负沉重，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历困苦而不变的文字风格，或许如金介甫所言，是因为沈从文“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

　　尽管如上所说，转业文物研究后，沈从文仍然保持着他的文字风格，甚至重读自己写下的论文，他觉得“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但文物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文学相比。沈从文因其直感从文物中获得的欣悦，又实在难以描摹传达，而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贡献，也只能由专家来评价。很多人对沈从文转业的遗憾之感，或许就来源于此。这本书当然也没有给出让人不遗憾的理由，我只是想起张新颖曾在他以前的一篇文章《初心》中引过的一段话：“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享有盛名，在我看来还算不上好。但是他们在大变动时代中的生活本身，如果能看得透彻，倒是极好的‘诗’。青年时代离开家乡的憧憬呀，中年遇到环境压力的种种反应呀，晚年写不出作品的焦虑呀，所有在作品中被遮掩而没有表达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这本身就是‘诗’。”《沈从文的后半生》，大约就可以看成这样一首特殊的诗。为了写好这首诗，作者有意收敛起自己的才华，始终贴着传主，把研读的欣悦和心得，细细密密地放置在这个特殊的生命流程里。

　　还有一个关于本书的细节不妨一提。在写到沈从文疲于应付种种无奈的日子里，张新颖会适时地提到当时海外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和翻译情况。在几乎令人窒息的叙述情境里，读到这些，会觉得有温暖升起，却也在这不绝如缕的人间消息中，觉察到时间不同寻常的力量，以及它壁立千仞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