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是否该终结(傅逸尘)

　　15年前的那个冬日的夜晚，我想我跟地球上的许多人一样，都在期待着子时到来的那一刻。千禧年钟声的敲响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理时间上的崭新起点，更蕴含着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希望与期待。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消费“新世纪”这一概念，但我不知道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我只知道好像挺时尚。那时我正在老家鞍山读高一，没白天没黑夜地埋头于茫茫题海，“新世纪”对我而言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记住了那个冬夜里嗡嗡的钟声和广场上人群的喧嚣。从此以后，2000年之前的漫长时光被统统纳入了“80后”这一代人的生命前史，不时被从记忆的深处翻腾出来，伴着种种文化符号一道被矫情而怀旧的情绪缅怀和纪念着。而怀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标新的价值，“跨越世纪”的标签不仅被鲜明地标注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同样充斥于文学史的断代以及文学批评的言说。

　　2004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本科二年级，刚开始涉足文学批评。这时我才知道，21世纪初的短短几年间，“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和表述便已覆盖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无论你喜欢与否，尚未见到更为有效的概念取而代之。就像不知道“新世纪”意义在哪里一样，我同样不知道“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有许多批评家与理论家对此有过争论，但也没争论出个所以然来，大家图省事般地都认同了这一概念。这就印证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之所以在我的批评里消费这一概念完全是因为我眼前有了一条现成的路，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新世纪”概念标示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变革前行”的轨迹并且与1990年代的文学历史有效地区隔开来。

　　10年之后的2013年，冬日的某一天，我开始写作《英雄话语的涅槃》的书稿。偶然向窗外一瞥，只见北京上空飘荡着厚重的雾霾，眼前的许多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再回到电脑屏幕上来，刚刚写下的副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也像遭遇了窗外的雾霾一样，似乎有了些暧昧的味道。我突然觉得，“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似乎有些可疑，似乎到了终结的时候了。何以如此？我自己问自己。之后我首先就想到的是这“新世纪”究竟要新到哪一年呢？如果说在2010年之前称“新世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2014年了，还能叫作“新世纪”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子“新”下去吧？我就想起我们对1920年以后至1930年以后的文学的称呼，叫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或者上世纪40年代文学、五六十年代文学，如此，2010年代后的文学是否可以称为21世纪一十年代文学？而此前的2000年至2010年的文学不妨称之为21世纪初年的文学。我就又想到了“新时期文学”的概念，这也是个似是而非定义模糊的概念，但毕竟还有一些内涵的东西让它具有一定的本质意义，从而与“文革”时期的文学区隔开来。“新世纪文学”与1990年代的文学似乎就不具备这样的本质意义的区隔，它只让能我想起中国人对“新”的独特喜好，一种鲁迅也曾信仰过的进化论的观念。从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看，“新世纪文学”就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学，或言大众化的文学，如果觉得用这两个概念来表述这一阶段的文学不方便，那就不如老老实实地用纪年的方式，即21世纪初年的文学，而此后的文学可以效仿上世纪的称谓，即21世纪一十年代的文学、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在近年来的理论批评中就有淡出的迹象，很多人开始使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或90年代文学的表述。从长远计，“新时期文学”及“新世纪文学”也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我以为，现在就是它们退出的时候了。

　　“新世纪文学”应该终结了？这个话题似乎多少有点游离于我的这部专著的题旨之外，但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表述并非徒具形式的意义，形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内容，也就是说，我用“21世纪初年的文学”进行表述的深层意味在于我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的一种理性认知与观念上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