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非意识流小说家——浅谈福克纳及其作品(李文俊)

　　因为年迈体衰，我已很少出门。但我很高兴听说可能会有机会，请热心的读者聚在一起，讨论福克纳与拙译。前几个月，承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部垂爱，将我所译的四部福克纳代表作，连同原文一并印了出来，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事，能使我的译文全部对着原文，一页页地摊开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受到细致严酷的检查，或者说是审判。读者的反应或者说是“挑眼”式的“酷评”，一定会由出版社编辑转达给我。我期待着能受到这样一次“再教育”的良好机会。

　　据出版界的朋友们说，今天的青年读者对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恐怕会不太习惯，希望我能指点“门径”。据我所知，当今西方的文学史家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袁可嘉先生当初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时那样，将福克纳归入到“意识流小说家”的类别里去了。福克纳最初确是受到过爱尔兰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影响，较多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得到相当的成功。但是逐渐逐渐，按照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的说法，人们发现，威廉·福克纳不仅如此，他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散文体的史诗诗人，是个神话的创造者，他把这些神话编成一部关于美国南方的传说。”不仅如此，按照近年所出版的《福克纳传》的作者杰伊·帕里尼的看法，“福克纳在小说中涉及的命题超越了美国的南方……他让现代读者从他的小说中发现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由此，南方成了读者可以用来观望现代世界的镜头，把这个世界与那个不知是否真的存在过的(书中的世界)相比。”其实，作为译者，我当初翻译时，也仿佛感觉到，福克纳笔下所描绘的生活与人物，在我们中国也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后来，四川也曾有一位学者写书，将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世家与我国巴金先生笔下的封建大家庭相比，发现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中国的读者阅读福克纳的作品应该是不会感到太陌生的。

　　说到福克纳最负盛名的力作《喧哗与骚动》(1929)中出现很多的意识流。按照心理学家的看法，所谓意识流，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进行思想活动时最常用的思考方式。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特殊人生经历的人在不专门对某个问题进行探索思考时，也免不了会任凭自己的思绪在脑海里自由漂流。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康普生家的三兄弟分别用自己的话语叙述自己家庭没落的故事。班吉是个白痴，他的故事自然是“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大哥昆丁因家道中落而悲观，他的结局是投水自尽。他死前一天之所述，自然不会清醒到哪里去。老三杰生是个实利主义者，把他经济上的失败全都归之于家庭对他的损害。他的故事自然也充满着刻骨仇恨。相比而言，最后写黑女佣迪尔西的那个部分，却分外地清醒、宁静与安详，因为她“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她犹如一个睿智的历史老人，既看到了建筑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庄园经济的兴起，也目睹了它的灭亡。

　　福克纳的另三本书《我弥留之际》(1930)、《押沙龙，押沙龙！》(1936)与《去吧，摩西》(1942)也都各有特色。《我弥留之际》“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的寓言，在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英国学者迈·米尔盖特语)按照福克纳自己的说法，“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

　　倘论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复杂，人物关系之纠结，福克纳作品中，还真的没有哪一部比得上《押沙龙，押沙龙！》的。这是他的创作中最具史诗色彩的一部。它跌宕多姿，有声有色，悲壮激越，从中仿佛可听到古希腊与莎士比亚悲剧的余音。主人公托马斯·萨德本是个失败的英雄。他不明白自己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妄想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去完成一个错误的设想。

　　《去吧，摩西》是福克纳创作全盛期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由互相关联的中短篇小说组成的该地另一世家的故事。其中的一个中篇《熊》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打猎故事。读者若忙于工作与生计，不妨先对照着拙译细读这篇优美的作品，定可对福克纳的艺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其实，与形形色色别的一些现代派作品相比，福克纳的作品恐怕还算是易于理解的。不久前，我将前几年所写的《福克纳画传》，加以修订补充，交给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价不算贵，插图丰富，对福克纳的生平、思想、主要作品都作了比较简明清晰的介绍。我相信对于想更多认识这位作家的青年人，应该是一本有些用处的参考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