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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右翼文学的“诔文”(谷立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9日10:35 来源:北京青年报 谷立立

  《美洲纳粹文学》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著

  赵德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在我印象中,罗贝托·波拉尼奥具有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小说家和革命者。作为小说家,他忠于自己的理想;作为革命者,他对世间之恶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声讨世间诸般罪恶、追溯罪恶的根源也就成了他写作的唯一命题。比如,《2666》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罪恶的浮世绘。但其实,这不是他后期的突发奇想,早在处女作《美洲纳粹文学》(以下简称《美洲》)里,一切就已经显露出端倪。《美洲》以丰富的想象、嘲讽的笔触为我们虚构了一部足够荒诞却又真实无比的“作家辞典”。与后期的皇皇巨著相比,《美洲》很轻很薄,但细细回味起来,其沉重与辛辣丝毫不逊色于包括《2666》、《荒野侦探》在内的大书。波拉尼奥初次操刀,锋芒毕露,文字里蕴含的力道已足够震慑人心。

  在电影《上帝之城》里,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描写为一个“魔鬼也会叹息着转身的地方”。波拉尼奥的拉美也是如此。他所说的“纳粹”并不是某个独裁政府所为,而是一种缓慢的、潜在的、精神层面的侵蚀,具体反映为某种拉美特有的文学气质:“荒芜,孤寂,将成为更多罪行的完美舞台”。事实上,《美洲》有如一场群魔乱舞的嘉年华会。小说中,有人组织雅利安兄弟会,鼓吹人种优劣论,试图重建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有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公开支持佛朗哥政权,并远赴欧洲参战;还有人一心想着元首能一亲芳泽,“甚至在梦里还能感受得到希特勒有力的臂膀”……这些所谓的“文人”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恶棍、暴徒、痞子、流氓,虽然出身各异,但他们身上都流着相同的血液,都具有相似的纳粹属性——在他们手中,文学早就失去了最初的功能,它什么都不是,只能是十足的赝品,是纳粹祭坛上的献祭,替他们向法西斯主子传情达义、摇尾乞怜,为其招魂,为其呐喊,并在幻想中意淫“第四帝国”的复辟。

  苏格拉底曾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大意是说,世界是发展的,时间是流动的,人无法再三重复自我。不过,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偏偏告诉我们,如果万事俱备、条件许可,一个人不仅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甚至“可以在同一条河里洗澡两次”。我们都深信纳粹早已灭亡,但拉美的现实却又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只要具备合适的气候与土壤,纳粹照样也可以在世间存活两次甚至多次。在拉美,这既不是文学上的隐喻,也不是哲学上的假设,这就是现实,就是真理。二战后,失势的纳粹分子纷纷流窜到拉美诸国,他们敏锐地感知到此地与别处迥异的政治气候,于是拉帮结派,玩弄文字,借右翼文学死灰复燃,在当地人习焉不察的时候,把其流毒散布到新大陆上。这样的文学气候一旦与政治气候相互融合,就好比一加一不只是等于二,还可能大于二,其后果远远胜过某一个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

  与此同时,在恶棍文学的另一边,还活跃着一大批心存理想的文学青年。只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现状无异于压抑人性的“牢房”:他们的文学前途从一开始就被污浊不堪的时代强行中止,等待他们的是四处逃亡、被追捕、被驱赶的命运,就像现实里的波拉尼奥一样。不过,此时的波拉尼奥还不曾放弃对未来的执念。因此,我们不必奇怪,为何同样立足于拉美的现实写作,《美洲》不像《2666》一样充满显而易见的悲凉情绪(至少从字面上难以察觉)。因为他知道,在这片没有希望的土地上,再来哀叹灭绝人性的“可怕时代或者机缘”不免有隔靴搔痒、大而无当的嫌疑,愤怒或者哭泣则更于事无补。他相信,只有等到恶棍们统统被凌迟处死,包括他在内的有志青年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因此,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美洲》都可以看作是波拉尼奥献给拉美右翼文学的“诔文”:30篇小文皆尖刻、犀利,甚至可以说是恶毒。他以一连串诸如“死神已经来到他身边了”的语句恶狠狠地向世人宣告了暴徒们的死期。而回到现实世界里,毒已深入骨髓,要从根本上斩断纳粹恶魔的黑手,实在是一件漫长而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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