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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重返初心(张燕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5日09:28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燕玲

  长久以来,王跃文成了中国文坛“官场小说”的代名词,“官场”小说似乎是王跃文的看家本领,从《国画》到《大清相国》再到《苍黄》,笔下的人物日夜在政治的刀光剑影中厮杀,在现实生活的尖锐突变里浮沉,在权谋的虚实深潭内挣扎。他的小说素来好看,粉丝广大。其实,这种持久文学吸引力并不仅仅来源于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更来源于王跃文书写人性的穿透力:有深度的人物、风生水起的故事、扎实尖锐的细节、虚实俊逸的文思……与其说王跃文是对政治生活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人性的书写以及官场里变异的人性的批判。只有把人性内核打开,挖掘到那片或柔软或坚硬的旷野,才能达到王跃文作品入木三分的情境及其直抵人心和世界本质的笔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单从“官场小说”上解读王跃文有隔靴搔痒之嫌。

  所幸,王跃文时隔5年推出新作《爱历元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解读他文学创作的新文本。新著几乎褪尽“官场小说”的外衣,一反过往的官场的疯狂,以平静款款的笔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诚实的情爱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人到中年的王跃文把笔触指向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以一对夫妻曲折的生活情感之路来观照近30年来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大变迁,挖掘人性的异想、暗流与幽微、真实与谎言、挣扎与涅槃、理解与包容,相生相应中揭示了爱是家庭核心,人类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

  主人公孙离是县高中的语文老师,他以才情征服了美丽同事喜子。沐浴着玫瑰色的光影,珍惜着身边的姑娘,孙离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与热情,带着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的勇气,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爱情日历,把彼此心意相许的那年设为“爱历元年”。然而,生活态度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在两个人逐渐渗透的生活中发酵成无法弥合的裂缝,牵着手在漫长的河堤上走向婚姻,争吵却代替甜蜜的嬉闹,成为生活的主题。

  喜子努力考取了上海的研究生,想要逃离小县城的不堪,孙离则在家带孩子孙亦赤,与世无争,只想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两脉情感轨迹渐行渐远,喜子博士毕业到了苍市师范大学工作,举家迁居苍市。命运改变,两人重逢,却已初心不在,爱历纪元也成为了陈年往事,生活只剩下烦躁与默然,爱意远去,暗潮汹涌。

  孙离成为了畅销推理小说家,沉迷于兰花般的报社社长李樵,图书馆馆长喜子爱上年轻有才的手下谢湘安,与天下的出轨家庭一样,夫妻双双隐瞒着彼此的不忠,在各自热烈的艳遇中沦陷,细细体味从没在夫妻间有过的另番柔软,只有在某些时刻,“爱历元年”成为心中突然闪现的念想,两人才会回忆起曾经对彼此如此炽热的承诺。“这些年来,他们谁也没有再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迷失,难以回到初心,绝望地希望。有关中年危机的悲观绝望,却在作家“理解之同情”的笔致下,人性自然地生长盛开中,渐次走向暖意和希望。苍市前的日常生活,王跃文状写得细致灵动、真切动人,他给点点滴滴生活的皱纹撒下细细碎碎的“面包屑”。从第13节到第32节,夫妻彼此情感各自沉沦,使生活偏离了初心;此后,我们顺着王跃文笔下的“面包屑”,终于找到重返初心的回归之路。这是孙离喜子的精神成长史,他们一步步建立在王跃文对日常生活精细灵动的描述之上。希望于绝望,绝望于希望。

  永远就像最初相爱的那一天,是天下所有恋人的梦想,但生活的茂密曲折让永葆初心成为缥缈的海市蜃楼,惟此,人们才前仆后继,上下求索;惟此,爱情生活才成为文学永远的母题。

  在王跃文笔下,他选择让这种愿景在九死一生后实现。这种生活的实现,不仅在于孙离和喜子在孩子问题上终得以弥合:侄儿山子寄宿家中,让两人缺失的共同育儿的经历实现;得知亲子错抱乌龙的打击,却因此为亲生儿子郭立凡换肾成功;叛逆养子孙亦赤经过旅途也终于珍视家庭。他们对平凡生活的回归,还在于周遭人生:朋友马波的家庭闹剧与尼姑妙觉看破红尘的大情怀,邻居小英被儿子江陀子无意拆迁致死的惨烈中,感知到世事的无常和平凡生活的可贵。李樵专注于工作,谢湘安回到父母期望的熊芸身旁,孙离爸爸的彻悟,弟弟孙却大病后的淡泊……

  在小说中,王跃文为笔下人物在生活与精神困境、时代与社会变迁中找到了精神的出路,那就是与人为善,回归日常,重返初心。尤其寄托作者情怀的是主人公孙离,这个人物身上有《苍黄》中李济运的良知甚至失眠,却多了李济运没有的淳朴自然与散淡。面对家庭危机与情感的困境,他的出走之后回归、背叛之后救赎,在王跃文笔下有了新的人性善意和升华,也使之比《苍黄》《大清相国》《国画》多了些人间烟火和人性暖意。惟此,我们得以再次抚摸到王跃文心中那不灭的人生态度与人文情怀,再次感受到王跃文艺术功力的坚实和创作境界的再度升华。

  大雪之中,孙离和喜子依偎着,回到“爱历元年”,王跃文也生动地完成了一个重返初心的故事。无疑,描述日常生活、寻求大时代精神危机出路的《爱历元年》对2014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颇具创造意义,因为文学史应该是一部精神史,而精神史必须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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