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漫长而精彩的思想旅行(王慧君)

——评郭冰茹《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

　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 性别建构》郭冰茹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女性主义”越来越成为一枚标签被随意张贴的时候，在文学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女性形象”遭遇过度阐释之际，一部突破理论潮流而作出新的解读的女性主义研究论著于201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由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所著、名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的书作，以现代女性的性别建构为基本脉络，试图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探讨女性写作的发生、发展与转型进程。在此基础上，该书消解了“理论＋文本”的一般研究范式，对相关文学现象及西方女性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等问题作出了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关联性考察。可以说，以问题照亮材料，以思想观照历史，是该书的最大特色。

　　从五四时期的“性别出场”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性别越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宰制下的“性别隐退”再到“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性别重构”，《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 在文学领域为我们还原出一段宏阔、曲折而意义深远的女性“性别建构”史。尽管“女性主义”始终是该书的基本理论和视角，身为“女性”但“不主义”的作者却并非想要说明二十世纪小说的女性写作在多大程度上验证了女性主义理论，也不想使得女性文本的解读沦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简单注释，况且经由“理论旅行”而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学说未必贴近现代女性写作的中国语境与文本。为此，作者在最后章节相对完整地清理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轨迹并对女性写作研究盲目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本解读的学术现状及其局限加以批判。

　　那么郭冰茹对于其研究对象的“同情的理解”与“深邃的体察”究竟指涉何处？———“本书旨在呈现女性写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又或者“与其说是讨论现代女性写作，毋宁说是在询问与女性性别建构的相关问题。”自序言部分起，作者即对妇女生活史之于女性写作的影响因素流露出浓厚兴趣。此后凭借《良友》杂志、《上海工厂劳工统计》报告、妇女口述史 《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 等一系列珍贵史料的枚举，作者关注小说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的“外视角”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延展空间。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家庭生活、婚姻状况、职业生涯、伦理道德观念的更迭流变，二十世纪小说史中的女性人物群体性地经历了由“国民之母”到出走“娜拉”、“贤妻良母”再到“劳动妇女”的多重变身。实质上，不仅艺术形象，包括女性作家、学者、编辑等“文学女性”在内的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女性，在二十世纪不同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语境下，其个性气质，生活与话语方式都存在着或这般或那般的转变。关于这一点，论著第三章分别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例，结合三者相异的人生经历、价值判断与艺术选择———“不爱红妆爱武装”、遭遇“蚁民哲学”的生存围困、沉溺于“日常与世俗之乐”———作出了兼有个体与群像性质的精彩比照。至此，该书中有关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的相关研究，尽管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切入点，却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分析、“理论”实验保持了距离。它不因“学理”的原则、规范性的存在而脱离生活实践，也不因深晦性、学究气而忽视受众的阅读期待。相反地，在与社会积习、文化心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纠葛”式观照中，此种理论研究与学术论证过程更多是以一种“性别建构”之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吸引着读者，而这些读者不仅为文学读者，更不仅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于此种意义上，与其说《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 是一部小说研究史，或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不如说它是一部透过女性文学形象、女性文学以及文学女性所勾勒出的中国现代风潮史。

　　然而，突破传统学术路径，以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批评”进行现代文学研究，其实并不新鲜，其过于捭阖的文化视野与揪住历史不放的蛮横立场往往使得某些本体研究走向“无根”的困境。郭冰茹从二十世纪小说出发，从中国女性艺术形象出发，在借助史料了解现代女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贞操观念的嬗变后，并没有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性”、“历史性”作过多留恋，而是带着对庸俗社会学的摒弃和对文化视角强霸化的警惕，再次回归文学文本，回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学性”中：“观念和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思潮，而不能作为一种生活安排，她能够影响女性意识，却不能设计女性生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以“文学”为原点的“出发-回归-再出发-再回归”的逻辑生态中，作者凭借其对史料和思想的双重关注，对文本细部和宏观世界适度而自如的把握，形成了自己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基本思想，同时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创设了一个“以问题照亮材料，以思想观照历史”的独特的动态系统。

　　“在书卷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回的蜻蜓。”郭冰茹曾不止一次地自我描述并始终痴迷于这样的学术研究状态。透过这本书，我们再次欣赏到作者美丽的“低回”之姿：没有凌厉而强势的论述锋芒，也无着意颠覆陈规的阅读方法，更多是对“女性写作”之于“性别建构”意义的再三追问，对中国文本与历史语境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轨迹的重新回顾与再整理，以及对“书的局限”、自我“思想困境”的批判性反思。

　　广阔而灵动的研究视野，史料与思想的双重论证，“低回”的学术姿态，这一切均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的写作——这样“一场漫长的思想旅行”，充实、丰赡而又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