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怎样炼成的？(裴高才)

——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长时段”辨析

　　中国文化是怎样生成的？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书多从“事件”展开，以“横分竖写”方式描述文化诸样态及其进程。而文化学者冯天瑜的新著 《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则重在结构分析，对中国文化生成进行“长时段”辨析，着眼考察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合成的“结构”，对文化的推动及制约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

　　这部巨著九百页、八十二万字，共十一章，分上下两册。作者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好奇，以广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考，穿越时间隧道，强化问题意识，从历史纵深处探索中国文化生成的机制，逼近当下前沿议题。该书一面世，就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在台湾大学讲授大陆文学第一人”的唐翼明教授如是说：“这部大作是六十年来甚至百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本文化史，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想弄清楚中国文化的过去、借过去以观现状、以测未来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与从政者，都应该仔细研读这本书，相信都会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费孝通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作者在“导论”中开宗明义：人类的创作物文化，有一个逐步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其关键环节是文化主体———人的自省能力的提升。中国有注重自省的传统，先哲强调“内自省”、“反躬自省”，这初指个人道德修养上的“内求”“反省”，又引申为对社会、文化的反思，以及关于国家大政的求索。但是，古代的文化自觉不能代替现代的文化自觉，更不能代替当代的文化自觉。这是因为，文化自觉赖以产生的对自己文化和外来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都因时迁衍，不断更新、提升与深化。我们正在亲历的当代文化自觉，需要借鉴前车，而其直接先导是现代文化自觉，它是在“现代性”这一坐标下展开的。

　　冯天瑜就是用“‘现代性’拷问下的文化自觉”，来阐发“文化自觉”过程的“艰巨性”的。在严峻的民族危机挤迫下(空间性压力)，在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下(时间性压力)，国人展开关于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自省，从而开辟艰难、壮阔的文化自觉历程。十九世纪初中叶，中国人囿于锁国状态，从大众到精英皆对自国在全球文明中所处位置懵然不知，陷入盲目性。以下百余年中国人走向文化自觉，经历了打破这种盲目性的过程。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在抛弃自认优胜以后逐步赢得的。

　　由于近古以降社会发展迟缓并伴之闭关锁国，中国朝野曾经陷于由文化自闭导致的文化虚骄与文化自卑的两极病态之中。从“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衰世”皇帝道光的愚钝，共同点皆在昧于世界大势，沉溺于自认优胜的迷梦，不能为中国文化准确定位，以致举措乖方。从这一意义言之，其时的中国尚处于自在状态，未能赢得文化自觉。

　　中国古文明的繁盛，中国近古－近代落伍，中国当下以磅礴之势走向复兴，而复兴过程又多历困局，皆可从《中国文化生成史》中找到根据，从文化生成的趋向中获得启示。

　　有了人类方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生成史也就是一门洋溢着主体性的人文学。

　　由人生与人物构成的文化，并非人的主观预设的产物，而是由先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的生态环境养育而成的，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故研讨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不能满足于对个别“文化英雄”天纵哲思的追慕，也不能止步于对某些引发剧变的短暂历史事变的关心，而必须着眼“长时段”考析，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因。

　　传统史书往往不吝笔墨于炫目的军事或政治事变，然而，这些短暂事变终究为长时段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所左右。那些喧哗一时、招人耳目的事变毕竟会尘埃落定，而发挥久远作用的是基础性的结构性要素。如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等。

　　如果说，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书多从“事件”展开，以“横分竖写”方式描述文化诸样态及其进程。那么，文化生成史重在结构分析，揭示隐蔽在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然而，如下两点也是文化生成史的题中之义：一则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文化主体；二则文化是群体创作物。

　　冯著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比较分析。作者一方面打通古今，一方面又打通中西。这种打通古今中西加以比较去取的作法，固然是继承了前辈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冯氏自己的许多独到见解，在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前辈。

　　关于二十一世纪为“中国世纪”的命题，冯氏站在世界文化的视角上予以解析。他认为此论有文化一元论之嫌，与古代的“华夏中心论”和近古的“欧美中心主义”属于同一思维模式。而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多元要素“和而不同”，在诸文明对话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合理的发展前景。故称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更合于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