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王培元)

邵燕祥

　　邵燕祥先生这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四九年前为“民国”，四九年后是“人民共和国”。

　　民国那一段，战乱频仍，动荡不宁，民不聊生。进入新中国，改元建制，万象更始，天翻地覆，一派新气。然而，没过不久，即一个运动接着另一个运动，无休无止，折腾无已。据专家统计，“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所搞政治运动约有六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邵先生，以热烈纯真、意气风发的抒情诗人名世，然而却于1957年那场“引蛇出洞”的阴谋阳谋的政治风暴中，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顿时跌入万丈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之“右”)，后又发配到渤海之滨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10月，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重返原工作单位，但仍是政治贱民身份，所谓“内部控制使用”也。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正是1960至1965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那会儿则是要极力进行自我改造的；　是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说得透底一点，也不过是为了从“做奴隶而不得”的地位，力争熬到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位置而已。

　　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寻找灵魂、反思解剖难矣哉！鲁迅《野草·墓碣文》有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文革”结束后“归来”的一代作家当中，邵燕祥先生恐怕是最早对当代历史、对刚刚过去的个人史，自觉地采取认真严肃彻底的反思态度者之一。其实，这也是他重返文坛后包括诗歌、杂感、随笔在内的全部著述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著的《沉船》《人生败笔》，到近十多年来的《邵燕祥自述》《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皆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精神取向。在《找灵魂》一书引言中他曾说道：“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真诚而沉痛！这是从“瞒和骗”的大网罗中挣脱出来的知识者的真正醒觉的声音，是发自肺腑的痛定思痛的心声。

　　邵先生还说过，1949年后他“从领袖崇拜到参与造神自有思想基础，其中包括斯大林体制文化的示范力量，也许还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沉淀下来的臣民潜意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于是也“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所谓“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亦即通过个人记忆重返历史现场，拒绝遗忘过去，拯救历史记忆，为他们那代人亲历的那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沉重、苦痛、荒谬的岁月，留下一份个人的宝贵证词。

　　邵先生的旧体诗《书愤》有句云：“垂垂老矣吴刚斧，西绪弗斯上下山”，何其苦涩、无奈、悲凉、荒诞而又沉痛哉！灯下拜读此著，这两句诗时时浮上心头，不觉百味杂陈，感慨系之矣。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犹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的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他的清醒严峻的理性与生动真切的叙事，使《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这本书具有了相当强的可读性和深刻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