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沫(翟泰丰)

电影《青春之歌》海报

　　一

　　我深怀崇敬之情、怀念之情，参加杨沫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

　　二

　　我知道杨沫很久，相识却很晚。早在1948年新式整军运动中，读到过她发表在《晋察冀日报》关于土改的文章。影影绰绰地记住这么个名字。在1958年读到她的《青春之歌》才与杨沫这个名字“对号入座”，找到了这名字。1962年在北京文联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才见到了杨沫，认识了这个名字下的本人杨沫。

　　三

　　我崇敬杨沫，因为她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在艰苦环境下培育出来的人民作家。

　　我崇敬杨沫，因为她从青年时代，就视国家、民族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竭尽全力投入人民解放事业。

　　我崇敬杨沫，因为她一生创作等身，留下了人民作家为人民呐喊、吟唱、抒怀的优秀作品。其中还有一部当代经典《青春之歌》，影响了几代人。

　　我崇敬杨沫，因为她在革命事业中，不顾个人病魔缠身，顾不上孩子的种种困境，也不顾个人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投身创作。

　　四

　　我怀念她，是因为她在冀中军区，我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八旅二十二团。虽未相识，却心相通。

　　我怀念她，是因为我在井陉长大，她在阜平长驻。井陉、阜平、平山三地相连，大山同脉，河流相通，都是抗日根据地，虽不相识，却走的是同一条山间小路。

　　我怀念她，是因为从战争的艰苦岁月到建国以后她一直顾全大局，坚持党性原则，带着一身疾病，党分配到哪里，她就战斗在哪里。

　　我怀念她，是因为到了晚年直至病危，乃至弥留之际，她始终坚守晚节，奉献自己的全部财产、作品和版权。

　　五

　　在我和杨沫晚年的直接交往中，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触了她坚守党性的原则性和崇高的人格。

　　一是，1995年3月25日，在上海召开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期间，杨沫因为多种严重疾病的折磨，已经难于走路了，她拖着病体从北京来到上海，一直坐在轮椅上出席会议。每天上午的会议9点开，她却8点半左右第一或第二位到会场，此后是黄源、叶君健、茹志鹃……前后脚提前入会场。李蕴昌不辞辛苦，天天推着轮椅准时来去。在会议上，她带着重病，却总是满面笑容，而且两次发言。第一次发言，她似是有些激动并表示，“对巴金老人，九旬高龄，带病出席会议，热情的致开幕词，倡导文学界要团结、要繁荣，听了很兴奋，完全拥护，完全赞同。”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议从1988年至1995年，已是七年没有按章程开会了。这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使作家们缺少相聚与相互交流，会上难免有些不同声音。杨沫第二次发言，却是有针对性的，她微笑着说：“不是说不计前嫌吗？咱们这个会要向前看，讲团结……”

　　二是，回到北京不久，(1995年4月9日)杨沫病情加重，致书请求能允许她在美国的小儿子马波回国，生前相见一面。我们立即与国家相关部门商酌并得到支持。此后，我到杨沫家，看望了她，并通知她此事已获得解决。此时，她虽然已卧床难起了，但听到此消息，自是极大安抚，眼角流下了泪水……

　　1995年11月20日杨沫又写信对作协表示谢意。仅过了一个月，她已到癌症晚期，我再次到医院探望她时，已处于重病垂危了，但依旧笑着等待着小儿子马波的到来，嘴里依然轻轻的叨唠着致谢的话……

　　1995年12月1日，马波赶回国即赴医院，母子终于见了一面。

　　从这个场面我的思绪一下子跳到了1947年11月25日，杨沫在阜平麻棚村的日记中的一句话：“……我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一种多么平凡而又奇特的感情！”这句结论性的话源自两个孩子：“当我送刚生下的小青波到奶母家里以后的几天，每天总是失魂落魄似的忐忑不安。”“……因报社工作需要，我就要长别孩子的那个早晨，到奶母家里想再去看看我的小儿子。”“……当孩子吐出正在吃着的奶头，扭头注视我时，我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扭头跑走了。”

　　同一天，又到保育院看小胖，“孩子病很重躺在大炕上衰弱地恹恹不作声……”“我伏在他的脸上，轻轻地对她说：‘小胖，妈妈来了’……他这才微弱地吐出小声……‘妈妈来了……’‘妈妈带你回家’‘回家看爸爸’……”“这一夜，我难过得通宵没有睡觉。”

　　与此同时，出于事业心她又责怪自己：“……半年来就是做母亲，就是在工作和孩子的矛盾中过日子”“这对自己的进步影响很大。”

　　那一代人，他们面对着救亡图强的历史责任，肩负着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不得不舍弃小家，对老人难于敬孝，对孩子要割舍其爱。这自然是痛苦的，却又是历史的必然。杨沫的一生，从年轻时候起就走上革命的征程，环境艰难险阻，多种疾病缠身，又拖累着孩子……然而，她没有屈服、没有低头，在前线、在报社，她一直在写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

　　三是，她在生命临终前，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姿态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所有著作的版权、稿酬、积蓄(拾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杨沫走了。

　　杨沫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当代文学经典———《青春之歌》。

　　杨沫还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精神——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扎根于人民，一生为人民写作，为时代讴歌的精神。生命不止，奋笔不息！

　　(作者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