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国的深度书写——评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孟繁华)

　　关仁山是一位长期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家，是一位努力与当下生活建立关系的作家，是一位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当下生活和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就充满了风险和挑战。但也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这种创作才充满了魅力。关仁山的创作几乎都与当下生活有关。我欣赏敢于和坚持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家作品。他的《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等长篇小说，在批评界和读者那里都有很好的评价。现在，关仁山又发表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日头》是关仁山讲述的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现实，小说对中国“史传传统”的自觉承传，使《日头》既是虚构的故事或传奇，同时也是半个世纪乡村中国变革的真实缩影。我们仿佛听到了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黄钟大吕”之音。冀东平原的风土人情爱恨情仇，就这样波澜壮阔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重要的是，关仁山书写了乡村文明崩溃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他的文化记忆和文学想象，为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路向。

　　如果说《天高地厚》《麦河》等小说，还对乡村中国的当下状况多持有乐观主义，更多的还是歌颂的话，那么《日头》则更多地探究了当下中国乡村文明崩溃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小说从“文革”发生开始，日头村成立了造反组织，红卫兵也进入了日头村。“日头村很多事说不清来龙去脉，只知道状元槐、古钟和魁星阁。”千年老槐树上挂着古钟，为金状元修的魁星阁这三件东西是日头村的象征，也是日头村的文化符号。但是，“文革”首先从烧魁星阁开始：“魁星阁着火了！火光簇簇，一片通明，血燕四处惊飞，整个天空好像涂满了血。我和老槐树一道，眼睁睁看着文庙的大火烧了起来。大火烧得凶，像跟文庙有仇似的。天亮时文庙全都烧塌了，只剩下半堵墙。红卫兵排起长队，向着残垣断壁鼓掌。黑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让我们欢呼吧！”小学校长金世鑫突然跪倒在地，“仰天长啸：日头村的文脉断了，文脉呀！没了文脉，我们和子孙后代都要成为野蛮人啊！”接着是批斗金世鑫。这一切都是在造反司令权桑麻指使下完成的。金家和权家有世仇，这个世仇可以追溯至土改。正如故事讲述者老轸头追忆说：(土改中)权家和金家闹出了人命。于是，权家与金家的争斗，成了日头村一直未变的生活政治。“权桑麻掌权以后，视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为眼中钉。”权桑麻的这种仇怨，只因为日头村的这三个文化符号与金家有关。因此，从土改一直到“文革”，权家没有终止对金家的打击和争斗。这几个事件，集中表达了日头村乡村文明和伦理的崩溃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始于关仁山，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都有详尽的对地主斗争和诉诸暴力行为的描写。比如对钱文贵的批斗、对韩老六的批斗，而李如珍则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那个时代，只要把人命名为“地主”、“富农”，无论怎样羞辱、折磨，直至肉体消灭，都是合法的。而这些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都对这些暴力行为给予了热情赞扬，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是需要讨论的。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乡村中国乡绅制度的终结，也就是乡村中国文明崩溃的开始。《日头》也写到了日头村的这些场景，从土改到“文革”。但是，关仁山不是在讴歌这些暴力和破坏行为，他在展现这些场景的时候，显然是带着强烈的反省和批判立场的。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金沐灶、权国金，他们都是当代乡村青年。但是权国金继承了祖上仇怨心理，无论是恋爱还是日头村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和金沐灶斗争。这既与家族盘根错结的历史渊源有关，同时也与父亲权桑麻的灌输有关。权桑麻曾说：“老二，你哥不在，爹跟你说几句私密话。这么多年来，你爹最大的贡献是啥？不是搞了企业，不是挣到了多少个亿的钱，而是替权家竖了一个敌人，就是金家。不管金沐灶救没救过你的命，你都不能感情用事。因为，我们家族要强大，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你懂这个道理吗？”这就是权桑麻的斗争哲学。

　　但是，改变乡村命运更强大的力量或许还不是权、金两家的争斗。日头村也终于在招商引资的潮流中办起了工厂，权家掌控着工厂。老轸头和金沐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年轻人都进了企业，或是去外地打工，不管土地的事儿。只有年老的在地里巴结，庄稼长成拉拉秧，只能混口饭吃。工业把土地弄脏了，河水泡浑了，长出的东西，都是脏的。我坐在地头，一坐就是老半天，看着那些青草长出来，越长越高，埋了庄稼，埋了一块地一块地的庄稼，后来，庄稼地成了草地。他们不要庄稼了，不要粮食了。一想这些，我就哐哐地敲钟，敲得漫不经心，随意自如。

　　金沐灶也常常发呆。那天他和我并排坐在地头。我掐了老烟叶，嘴唇舔了纸，给他包了一个喇叭茼烟卷。金沐灶默默吸了两口，说：资本的威力太大了。我这个小乡长没招儿啊，没人听我的。我吸着喇叭烟说：你是乡长，都没人听，那更没人听这个敲钟的！金沐灶说：轸叔，我当这个乡长，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我想在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上找到平衡点，但找不到。工业化太强大了，挡不住啊！

　　乡村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掌控在想象或设计的路线图上，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发展起来的村庄逐渐实现了与城市的同质化，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空心化”。这两极化的村庄其文明的载体已不复存在；而对所有村庄进行共同教育的则是大众传媒——电视。电视是这个时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教育家，电视的声音和传播的消息、价值观早已深入千家万户。乡村之外的滚滚红尘和杂陈五色早已被接受和向往。在这样的文化和媒体环境中，乡村文明不战自败，哪里还有什么乡村文明的立足之地。乡村再也不是令人羡慕的所在，很多乡村，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秩序混乱。”(见《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40期特稿《深度中国·重建故乡》，2012年3月29日。)这就是乡村文明崩溃的前世今生。

　　在火苗的说服下，权国金把魁星阁又建了起来。但是在金沐灶看来：“这表面看是好事，细想想，这又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是一个陷阱，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灾难。如果不在人心中建设魁星阁，浮华的建筑当年震不住权桑麻，以后它照样震不住权国金的。我对未来的魁星阁还是充满忧虑啊！是什么让我这样忧虑，它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作为乡长的金沐灶显然看到了乡村中国文明的沦陷，但是他又能怎样呢？

　　谷县长批评权国金招商不利。权国金便伙同邝老板破坏耕地挖湖，为了动员村民拆迁，人们都被赶到简易安置房里去了。但是：

　　这严酷的一天，说来就来了。

　　一辆辆警车拉着警察赶来了。在拆迁现场拉开了警戒线，还出现了特警，特警们拿着盾牌，车里备着催泪弹。

　　开场是权国金蛮有气势的讲话：乡亲们，今天的日子应该记入日头村的历史。我们搞城镇化，搞现代农业，就得大量转移农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转移出去，表面看，我们没离开燕子河，没离开这块地儿，其实，是质的变化，你们由农民变市民啦！这是大转型时代，大伙都忍点痛苦，作出一点牺牲，也是给国家作了贡献。我坚信，我们明天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我权国金，代表村委会谢谢大家啦！

　　他说着，鞠了躬，还掉了眼泪。

　　于是，“村口的石碑被挖了出来。蝈蝈挥舞大锤砸着，两声脆响，石碑断裂了。”石碑是一个象征性的事物，石碑的断裂表明日头村已不复存在。当乡村文明的载体已经被彻底颠覆的时候，乡村文明哪里还有藏身之地？这一笔是触目惊心的。

　　权国金不止是日头村独特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从土改经“文革”再到乡村城镇化改造过程中，形成的“特权农民”的一个典型。他带着他爹权桑麻的一根骨头，精神上就有了变异，原来的他是淳朴的，虽然有心计，但是缺少霸气和威猛，可是自从啃了权桑麻留下的骨头，他不仅作风上专横跋扈，而且个人品性上厚颜无耻，从个人生活，比如失去性功能后专门拍摄女人的脚，一直到后来的侵吞占地款。乡村文明的终结虽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决定的，但是，在乡村中国内部，即便没有外力的推动，传统乡村文明也在权国金这类人物的践踏下名存实亡了。

　　最后，我不能不多说说金沐灶这个艺术形象。金沐灶是个新形象，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民间思想者。他带着沾着父亲鲜血从天启大钟拓下的《金刚经》，心中充满悲悯。他面对与火苗爱情的煎熬，高考中当了文科状元，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一心为乡亲们招商引资，但是现实让他无法摆脱权桑麻的阴影，无法摆脱资本的侵蚀，内心却不甘沉沦，他向往着心中的红嘴乌鸦，对人生有了崇高的追求。他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远方的红嘴乌鸦和美丽的云顶。重建魁星阁成为他最大的理想，也是他在浊世中的精神寄托。面对乡村文化的崩溃，尽管他受到了道士杜伯儒的影响，但他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他斗争过，也绝望过，他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他的精神困境、他的精神探索有了普遍性，从而引起我们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思考。金沐灶注定要燃烧自己来祭奠理想。他对农民命运的探索是悲壮的，寄托了我们的理想，他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红嘴乌鸦。

　　小说中的毛嘎子升天、老槐树流血、血燕、天启钟自鸣、敲钟不响、状元树被烧、大钟滑落响了三天三夜、枯井冒黑水、日月同辉、红嘴乌鸦的传说等，都有《白纸门》的遗风流韵，也有《百年孤独》的某些影响。这些魔幻或超现实的笔法，在他的《麦河》中已有运用，但是，魔幻在《日头》中更加圆熟、更加突出，有效地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小说用中国古代审定乐音的高低标准“十二律”作为各章的命名，不仅强化了小说的节奏感，同时与小说各章的起承转合相吻合。这一别开生面的想象，也是中国经验在《日头》中恰到好处的表达。《日头》是关仁山突破自己创作的一次重要的挑战，一个作家突破自己是最困难的。关仁山韬光养晦多年，他用自己坚实的生活积累和敏锐观察，书写了日头村传统文明崩溃的前世今生，实现自己多年的期许。他对乡村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和文学想象，也应和了我曾提出的一个观点：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对乡村中国书写的终结，这一领域仍然是那些有抱负的作家一展身手前途无限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