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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听,那些并非拙见的“拙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29日11:45 来源:解放日报
  左起:陈伟鸿、朱鼎健、莫言、毛继鸿。 可为 制图   左起:陈伟鸿、朱鼎健、莫言、毛继鸿。 可为 制图

  8月19日,在广州大剧院,莫言、许鞍华、杨锦麟、毛继鸿、朱鼎健、陈伟鸿一起参加了“拙见2014年度盛典”,并分别作了21分钟的演讲。经活动主办方授权,本版精编了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莫言:喧嚣会掩盖真相,但不能永远掩盖

  关于真实,我想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我可以讲四个故事,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在村子里扬言他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一颗人参,卖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很多村民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还是很尊敬的,希望一遍遍听他讲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人参的经历。

  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我家炕头上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们当时的农民眼里看起来很漂亮的黑色呢子大衣,他即便坐在热炕头上也不脱下这件大衣。我记得我们家擀面条给他吃,我奶奶就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说“穷生虱子富生疖子”,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永远不脱下来那件呢子大衣,但是他的内衣肯定很破烂。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大衣。奶奶问他,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说表哥就是借我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这个人喧嚣的谎言。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检察机关工作期间,曾经接触了不少有关贪官的案件。当然我不是检察官,因为我们是新闻单位,要报道,我作为记者,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一个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朴素,上下班骑自行车,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印象,他每次开会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地抨击贪污腐败。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人民币,把他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

  第三个是我的亲身经历。2011年我在我的故乡写作,有一次到集上去买桃子。一个卖桃子的人看起来很彪悍,他也认识我,或者说他认出了我。他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他点了我们市里一位领导的名字说,某某某给你送一车不就行了吗?然后我说我又不是当官的,他干吗要给我送。他马上说,你是当兵的——实际上我不是当兵的,我已经转业了——他说,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了你们,连钓鱼岛都看不住,让小日本在那边占领。我说小日本也没有占领,他说反正你们当兵的白养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很好办嘛,放一个烟幕弹就把问题全解决了。尽管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我还是买了他5斤桃子。我说,桃子甜吗?他说太甜了,新品种。我说你给我够秤,他说放心。结果回家一称桃子只有3斤多一点,亏了我将近两斤,然后一吃,又酸又涩。所以,真实又一次把卖桃人的喧嚣给击破了。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有一个亲戚,每次见他,他都义愤填膺地痛骂当官的,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今年他的儿子参加中考,离我们县最好的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了5分,他就找到我了,说就差了5分,你找一找人。我说现在谁还敢,现在反腐败的呼声如此高。他说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说你让我去送钱,这不是让我去行贿吗?这不是腐败吗?你不是痛恨贪官污吏吗?现在你这样做不是让我帮着你制造新的贪官污吏吗?他说这是两码事,这是我的孩子要上学了。这个真实也把亲戚反对贪官污吏的喧嚣给击破了。

  我对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讥讽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假如我是我的那位亲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几分,上不了重点中学,也许我也要想办法去找人,我也会跟我的亲戚说,不怕花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正派的、非常刚强、非常廉洁、非常正直的人,为什么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了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腰杆为什么立刻又软了,我们的原则为什么立刻不存在了?我想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社会体制的缺陷。所以我讲这四个故事没有讥讽意义,而是要通过这四个故事来反省,让每个人在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在面对社会喧嚣的时候,能够冷静地想一想喧嚣背后的另一面。

  (莫言,著名作家)

  陈伟鸿: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远方

  我主持《对话》节目14年了,我常常想,它最吸引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江湖上传言的大官、大款、大腕,而是我可以近距离倾听嘉宾的内心。

  举一个例子,王石,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企业家。他在这些年反复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上一次的对话,我的反应真的那么慢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的确非常慢。这是4年前我们在四川录制的一次对话,那一年他刚刚完成了珠峰的登顶,所有人都知道缺氧会让人反应过慢。我为什么会那么佩服王石?不是佩服他的谋略,不是佩服他登山的壮举,而是他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人生的最高峰并不是珠峰,而是一座又一座高峰等着他去攀登。

  他的内心也有很多的胆怯,比如决定去美国留学。他说本来第一次的开学在九月份,然后签证没有办下来,他的内心不是懊恼和失望,而是兴高采烈。他说我终于可以晚一点去美国了,所以他对陌生的远方和未来也有担心。

  他说有个员工曾经做过他的秘书,那段时间他比王石还要忙。王石有一天很好奇,问他这么忙到底是干什么?他说您不是要去美国留学了吗?我不是要去做你的秘书吗?王石说,谁说我要带秘书去?他后来在美国当地找了一个小秘书,这个秘书不负责他生活的任何方面,只负责在课堂上认真记录教授说的每一句话。我说你有那么多时间消化那些笔记吗?王石说,我下了课钻在宿舍里就是消化那些笔记,我的英文最差,但是在每一个课堂上我都是最后一个交卷却拿最高分的人。

  王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他在登机口,默默地坐在那里看书,好像周围所有的嘈杂都和他无关。王石虽然身处也许是最鼎沸的行业,但是他却像在登机口安静地看书一样,能够安静地审视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在《对话》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每一个成功者内心的风景。哪怕他曾经沮丧,哪怕他曾经胆怯,但这一切都是他内心的真实声音。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一扇小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一种方式以某一种力量悄然推开。

  前不久我刚看了电影《后会无期》,我挺喜欢里面的主题曲《平凡之路》,那歌词特别符合我的心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远方,但是通向远方的道路就在你的脚下。

  (陈伟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毛继鸿:在我心里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国

  我想,之所以要我来“拙见”演讲,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做过很多很拙的事。

  前段时间去见一位佛家大师,有朋友问大师关于禅修的事情。大师回答我那位朋友,其实现代人不适合禅修,因为心太乱。他说古代的人比较适合禅修,因为他们有点笨,有点拙。想起这么多年从设计时装开始,到创建“方所”,我做了很多笨拙的事情,也许我是属于这个时代里比较笨的人吧。

  我是服装设计师出身,在2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做衣服来表达我想寻找的那种自在。因为大家都知道,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在制造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也把衣服看成是文明的纽带,从来没有只是为做衣服而做衣服。

  3年前,我终于有机会跟我的两个伙伴一起建立了“方所”文化空间,这是一个集书籍、服饰、生活美学产品、咖啡、展览及文化讲堂于一体的空间,可以传递美,传递知识,传递一种生活方式,我认为它是我心中的一个乌托邦。

  创建“方所”其实是一件在很多生意人看来很愚蠢的事情——花了几千万元,在一个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城市,建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但出乎我所料,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已经接待了200多万人,作了200多场演讲,主办了30多场展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感受到了场所精神的力量。所谓“场所精神”的力量,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从各种偏远的地方来到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员,我想“方所”可能会通过这种场所的文化形态,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力求真正把教室、书店、图书馆,或者是展览馆、文化艺术活动带到民众当中,从而带给他们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和谐。整个院子里大概有100户左右的人家,有几十个小孩。每到秋收的时候,柚子熟了,单位里的人就把所有的柚子摘下来,分给每个家庭。桃子熟了,也会分给每个家庭。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傍晚,小伙伴们一起叠着纸飞机,比拼谁的飞机能飞得最远,那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光。我发现,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想象的理想国,我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美好的理想国。

  (毛继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1996年创立品牌“例外”)

  朱鼎健:不做躺在树荫下乘凉的富二代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创业。我记得他真是早出晚归,永远都是披星戴月。我们之间不但沟通少、接触少,甚至对父母还有一种恐惧感。我的弟弟妹妹都说,自从五六岁之后,没有一次生日是和父母一起度过的。

  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就把孩子全部送去寄宿学校,我也被送到外国的寄宿学校,和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他们没有富养我,而是继续苦养我。我必须每个暑假都去打工,所以从小就开始在餐厅、便利店、加油站打工,赚取自己的零花钱。我从小就树立了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让我今天“不做富二代”的最基本的思想。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父亲就转型搞旅游休闲体育产业,短短十年时间,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21岁那年,我大学毕业回来帮我父亲,去了很多部门,从前台到剪草,再到礼宾部,很多工作都做过,这就是我父亲的育儿观——孩子必须要苦养。

  2004年我父亲发现自己患有晚期癌症。他跟我说,希望我帮他做两件事,第一,实现他的梦想;第二,要实现他对政府的承诺。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像一个富二代,不需要承担任何压力,因为办什么事都有父亲冲在前面。那一年我32岁,我答应父亲要去实现他的梦想,实现他对政府的承诺,这也是我唯一的动力。

  2009年,父亲离开了我们。长子为父,我的压力突然倍增,我开始思考,究竟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不可以做富二代,我不可以躺在树荫下乘凉。我认为一个好父亲不是给孩子穿什么品牌,开什么汽车,戴什么手表,而是要看他传承了什么价值观给下一代,怎样通过言行举止为自己的家族发扬光大。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有个价值观,那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记得他在走之前,最后一次出席的公开活动,是捐赠一所学校。他当时说,如果人的财富可以转换成人的智慧,这是他最大的福气。所以我也要传承我父亲的善心。现在我正在做的就是捐赠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是和一所英国大学一起合作的。因为我很幸运,从小能够学会英文,不会被老外欺负,所以我希望以后更多的中国孩子从小有这样的机会,熟读英文,了解世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朱鼎健,香港骏豪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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