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张新颖)

　　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沈从文绘)

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

　　电影想象

　　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

　　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详情不得而知；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卷149—150页)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后来说，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联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五年初，作家张弦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先生的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沈虎雏/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予予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这一些忧郁的琐碎》，黄永玉/文)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大师谢幕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汪曾祺/文)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这一些忧郁的琐碎》，黄永玉/文)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摘自《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