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浣熊》：从“我城”到“他城”(霍艳)

　

　　中国习惯以代际来命名作家群体，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被称为“50年代作家”，他们用乡土叙事统帅着中国文坛。“60年代作家”开 始在国际崭露头角，他们讲述着虚无历史下一个个暧昧不明的鬼故事。而逐渐成长起来的80年代作家则是市场的宠儿，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的成长，他们 使得文学的意义从复杂到简单，灌输了两种价值观：对意识形态无条件的认同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夹在中间的70年代作家有些尴尬，他们人数众多，每个人的影响却很有限，在经历了“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喧嚣后，这个群体变得愈发安 静。但他们在修炼自己的文学宗法，寻找书写中国的新角度，他们撬起这个国家的一个角，以笔为钻，深入到肌理。如果想了解当代中国的现状，选择70年代作家 的作品阅读，是一个恰当的突破口。70年代作家多关注偶发性事件，故事感强，画面丰富，不再给人物以贴标签的方式辨析善恶，而是放大他们的恐惧、孤独、仇 恨、悲哀感，记录了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创伤，以文字的形式铭记当下中国的复杂情境。

　　葛亮是70年代作家的翘楚，他出身书香世家，在六朝古都南京长大，南京是他笔下的“故乡”、“我城”，他用了两部短篇一部长篇温润却又克制地书写这个城市普通人的传奇。如今，他定居香港，2013年推出新作《浣熊》，写的却是一座“他城”。

　　香港是中国最特殊的地理存在，它居于中国的东南角，连接广东，却也是通向欧洲的重要驿站。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被彻底改变 了命运，变成了西方世界在中国的试验田，英国体面地输入了文明和现代性启蒙，而一些从大陆逃亡到香港的文人，用怀旧追忆“故国”。一切今非昔比，两股力量 拉扯下，微弱的香港意识发芽，但这意识却又建立在对回归的恐惧上。直到新世纪自由行的推出，香港变为大陆居民的旅游首选地，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他 们本来就单薄的香港意识被逐渐稀释，变为对大陆的羡慕与憎恨，他们发明“蝗虫”这个歧视性的词语指代掠夺香港资源的大陆人，一时间香港、大陆关系紧张。

　　在这一切复杂的纠葛中，葛亮作为一个赴港定居者，以一个作家的冷静和体恤看待这座繁华的“他城”。题目《浣熊》是香港遭遇的一场台风，在带来强 风与丰沛降雨的同时也带来一场不期而遇。一个大陆新移民、一个南亚裔青年都是香港食物链的最低端，却要展开一场残酷厮杀，他们露出尖利的牙齿咬在对方的脖 颈上，疼痛且一击致命。《猴子》身姿轻盈，不经意地出逃却撞破了这城市的秘密，也荡漾出了城市人的动物性，或温良或疯狂。《杀鱼》里代表现代文明闯入的剧 组，用聚光灯照亮了古朴的渔村，灯下传统的家庭渔业方式和现代的机械化捕捞相互对抗，老一辈村民以极端的方式保护传统，但新一代却被电影、明星等现代娱乐 产业所吸引，他们跌入那个梦幻的光影世界，预示着新一代人既难坚守传统，又易被现代游戏裁判出局，这是每一个乡土社会转型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香港文学 的谱系里，乡土社会几乎无人涉及，它被高楼大厦所遮蔽，葛亮作为一个外来者却也是一个挖掘者，《龙舟》鬼魅的气息下，尽显孤独的意象，移民的年轻男子和离 岛有同样无根的飘零感。不确定感和不在场感始终笼罩着香港新移民，《退潮》里那个在香港艰难站稳脚跟的女子，返回大陆却遭遇袭击，显示出新移民进退两难的 尴尬境地。

　　葛亮从各个侧面来写香港，他惟独放弃的是成功者的角度，而这却是香港通俗文学大获成功的秘密——描写成功者的奋斗和纠葛，这类小说是弱肉强食法则的最佳注脚。

　　虽然是以外来者的角度看待香港，但葛亮却苦下功夫，考察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俗，香港有多少岛屿、俚语的应用、公车的线路、香港历史的复杂建构， 这些社会学、地理学的知识，巧妙和文学相结合，使得《浣熊》成为一部“文学香港志”。对于香港的认识，葛亮不光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体味者，他咀嚼出主 人公压抑的痛苦，替不善言辞的他们传递着平凡真挚的感情。像其他“70后”作家善于描绘偶发事件一样，葛亮不甘心只做一个冰冷记录者，他用温情的笔拨开香 港人冷漠面具下的焦虑与不安，那些被捕捉到的精妙动作描写，那些精准的方言表达和电影般流淌的情景，都是葛亮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放低姿态所能达到的理想 效果，他将对生活场景的呈现和对故事的讲述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知识分子写作对意识形态的强加和农民写作对生活的粗暴呐喊，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种 和谐之美。这种古朴的中国气质，被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肢解得破碎，如今在一个现代年轻作家的身上重又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