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可怜”的人(刘涛)

　　可怜的人往往不是生而可怜，而是后天形成的。可怜是果，因在何处？有两种解释，一是外部压迫使然，二是自身“作”之使然，今所谓“no zuo，no die”。

　　相应地，小说如何描写可怜的人？亦有二途。一是从外部写，强调可怜的人受到了经济或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类作品较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譬如夏衍的《包身工》，强调工人遭受到压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均困顿，委实可怜。《白毛女》写可怜的喜儿，强调“旧社会使人变成了鬼”。“文革”之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亦写“可怜的人”，作家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时代环境、政策等造成了可怜的人。新世纪以来兴起的“底层文学”，昔年的领导阶层——工人、农民，境况忽变，今昔对比天壤之别，沦为可怜的人，作家们于此多有触及。

　　二是从内部写，写可怜的人本身的缺陷，他们或因性格导致失败，或因一朝之忿陷入困境，或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或天人交战，人欲战胜天理，或文过饰非，导致错上加错，或处理不当，小事变成了大事。性格决定命运。如何改变命运？惟有变化气质一途。可是，这类作品较少，很多作家不屑于行此道。譬如，阎连科在台湾作过一个演讲，名为《没有尊严地活着和尊严地写作》，该文提及鲁迅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说鲁迅是深刻的，但他对没读过书的人不宽容、不体贴。其意谓，鲁迅写可怜的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只强调可怜人的可恨之处。由此，也能看出阎连科写作的取向与定位，他要写“没有尊严地活着”的人，但不写其可恨处。

　　第一类写法求诸外，作者思维简单，因果分析浅薄，可怜人乃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这类作品非常具有煽动性，可能一时内流传甚广，称誉者众。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启蒙”民众，发挥特殊作用。第二类写法求诸内，作者思维较为复杂，可怜之人之所以可怜，盖有由也，或因他有“可恨之处”但并不自知，故易陷入困顿之中。但这类写法容易被攻击缺乏勇气，不敢直面人生，而且这类作品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行之不远。第一类呼吁改变社会，第二类呼吁改变自己，第一类外求因果，第二类内求因果，第一类怨天尤人，第二类退而修身。改变社会似乎与己无关，似乎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激进而痛快；改变自己则须“多识前言往行”，修身、蓄德，遏人欲存天理，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路。

　　近年，可怜的人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角，他们以各种身份呈现出来，农民、工人、大学生、“屌丝”、小市民等，他们各有可怜之事，大都有可怜的下场，引人唏嘘嗟叹。譬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等。方方的这篇小说似乎要为“80后”大学生造像，涂自强就是“徒自强”，一切都是“天注定”，农民的儿子尽管成了大学生，还依然是“农二代”，在城市中悲伤地死去。小说中，造成涂自强“悲伤”的原因是社会。但是涂自强自强得够不够呢？是不是他有“可恨”之处呢？小说于这些方面并未触及。《第七天》中的杨飞是一个好人，但“中道而夭”，下场凄惨。原因者何？余华亦说，社会造成。

　　一些古典的教义，譬如“不责于人”、“三省吾身”、“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在予一人”等，在今天的诸多小说中都被摒弃了。小说若不想只流于表面，还是应该循此而行。但这样的写法是一条寂寞的路，难在一时之间大红大紫，故不被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