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载重 以思融诗——评钱利娜诗集《胡不归》(洪治纲)

　　钱利娜的诗犹如江南山间萦绕的云彩，轻盈、灵秀、丰沛，又不乏某些形而上的凝思。她的诗弥漫着特殊的性别意识，浸润着似有若无的哀婉。它们附着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中，贯穿在日常生存的场景之中，温丽典雅，耐人寻味。

　　钱利娜的诗是轻盈的，然而，这份轻盈并不是没有重量的，而是夹裹着生命之思的，是举重若轻，或者叫以轻载重的。表面上看，它是诗人的一种精神姿态，同时，它更是一种智慧，一种穿越尘世、坐看云天的智慧。在诗集《胡不归》中，诗人常常直面的是生与死、盈与虚、悲与欣；所怀想的是历史与现实、爱恋与眷念。

　　一位年轻的女性诗人能够越过各种感性体验，站在繁复驳杂的生活上，寻思人生的本源问题、探讨存在的终极境域，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更让人意外的是，钱利娜并没有动用那些启蒙色彩很强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将形而上之思化为玄奥幽深的意象，使诗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负重之车”。她巧妙地避开了过度“崇尚深刻”的审美惯性，从日常生活的某些场景出发，呈现诗人对人生的某些思考甚至追问。譬如，在《银簪》里，她从一个平凡女性的命运出发，展示了她用鲜嫩的生命哺育出枝繁叶茂的后代，最后却只有一根永不腐蚀的银簪，记住了她曾经的美丽。在《变轻》中，她从长辈生命濒临终点的场景出发，缓缓地呈现人生在落幕之时的苍凉，仿佛死与生的轮回中，衰竭的身体也变得如婴儿般轻盈。在《我们从不说爱》中，她从一个个不同的角色出发，展示了普通人对于爱的表达，也传达了被爱伤害之后的人生况味。在《与夏书》里，她更是以绝妙的想象和泣血般的坦诚，如此写道：“我要选择变成一枚针/变成你小小的疼/用水的柔软，把你的伤口慢慢缝/若找不到最轻最细的线/就取我跳动的脉搏，在你身上/像一列寂静的火车穿过/苦难般低语”。这样的诗句，与其说是在诠释爱的圣洁和无私，还不如说是在诉说爱的无助、无奈甚至是无望，其中所隐含的生命滋味，恐怕从哲学上也很难阐释。

　　这种“化重为轻”的审美策略所体现出来的，当然是一种艺术智慧，一种将“思”融为“诗”的智慧。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技巧，而是“一种基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看世界的方法”。他曾极力标举这种审美策略，认为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应该追求“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然后在这种接近于飞翔的语境中，慢慢地呈现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其言外之意是，面对一切重大的历史命题、深邃的人性思考，诗人和作家如果能将之潜植在话语背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种轻盈的、充满灵性的言辞，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耐人寻味了。钱利娜的诗歌，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审美策略和艺术智慧。

　　但在钱利娜的诗歌中，“化轻为重”不仅是一种艺术智慧和策略，它还明确地折射了诗人独特的审美心性和性别意识。作为一位生活在江南的诗人，山温水软的地域文化、灵秀轻盈的自然环境，铸就了她轻柔温婉的个性气质，也使她更能体会到轻盈的内在之美。而女性特有的性别意识和母性精神，又为钱利娜增添了丰盈的生命气质与体恤的伦理情怀，使她在面对种种人生的沉重与苍凉时，多了一份包容与迎纳的胸怀。所以，在“死生集”里，她呈现了一次次不同的死亡，包括想象中的“离开”，都从来不曾怨恨，更没有绝望。

　　当然，没有绝望并不意味着没有感伤。事实上，钱利娜的诗也是感伤的。在那种感伤的深处，我们时时能感受到某种人生的无常，亦感受到某种命运的诡异。它有疼痛，但这种疼痛是一种隐痛，蕴含在无法掌控的命运之中；它有遗憾，但这种遗憾是一种怅然，消融在易逝的时空之中。譬如《银簪》对于女性无助命运的叹息，《她的哭》对于中年女性在经历生活失败之后孤苦心境的呈现，《可能》对于被现实伦理遮蔽的卑微生命的吟咏，《秘密》对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忧伤情怀的传达……它们没有撕心裂肺的哀号，也没有愤懑与不公的怨怼，然而却折射了诗人对生命的尊重与关切——就像她在《梦江南》中所表达的那样：“陌上烟，和你柔软的身影一起/被引用、想念、甩在身后/顺着我的遗忘，夕阳/把无穷青山搬到眼前/爱过的山边涧、林中雀/咬着耳际，却从不停留于我的衣襟”。

　　钱利娜对诗歌的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对节奏有着近乎雕琢的把控。她以一种超越常规的言辞、丝竹般舒缓但又清晰的节奏灼亮我们的阅读，犹如《胡不归》中那位离世的母亲，“用梦的形式”，偷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优秀的诗歌总是能让人沉浸在言语的深处，欲说还休，却又欲罢不能，让你“躺在田野上，爱得一望无际”。因此，尽管我喜欢钱利娜的诗歌，可我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阐释的艰难和尴尬。莫非，这就是真正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