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还是“绿洲”——深圳宝安诗群现象初探(唐成茂)

　　诗人众多、民间诗歌报刊林立、诗歌活动频繁、诗歌事业追随者众、长期有一批又一批人前赴后继地“接力写作”、宝安的诗歌力量占了深圳诗坛的“半壁江山”、宝安诗人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宝安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宝安诗群诗人殷实地生活、尊荣而优雅地写作，为中国诗坛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重要文化标本。宝安诗群建设是深圳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是“深圳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圳这个精神游离或飘忽的国际化大都会，在来去匆匆的名利困扰的钢筋水泥森林，宝安诗群的崛起，最少证明了这座被形容为“黄金之城”的现代化大都市，其内心的精神之水没有干涸，文学和生活都充满情爱与诗意。这样的文学流派和文化群落，让深圳坚持了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不会丢失文化的温情和梦想以及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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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大容器。

　　宝安是深圳诗歌大容器里重要的物质存在和文化表达。深圳可能有1000多个诗人，可能有数千甚至上万的诗歌爱好者。其中半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宝安生活和工作，或曾经在宝安生活和工作。“深圳宝安现代主义诗群”(以下简称“宝安诗群”)代表了这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才智、品质和坚韧。

　　宝安是经济大区，工商业发达，人们过着快节奏的生活，没有揣摩别人心理和处处设防的时间和机会，大家在工业化的缝隙里工作、生活和写诗，往往能更真切地感知、抚摸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抒发某种隐秘的感情，揭示社会和生活的真相。

　　来自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移民成分的复杂性以及地域文化交融后的开放大气、兼容并包，带来了诗歌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的城市特征和诗人个性造就了诗歌的率性、真诚、自由和狂放。宝安诗坛没有山头，没有霸主，没有个人崇拜，也没有妄自菲薄。诗人们亲如兄弟姐妹，互相捧场、吸纳和补充先进写作经验。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宝安诗群的诗人们以和为贵，但和而不同。他们的艺术追求及艺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因而难能可贵地避免了相同地域诗歌的同质化生长现象。这是在物质主义高度集中、消费文化甚嚣尘上、诗歌逐渐缺乏关注度、边缘化的当下，宝安诗群为什么会逆势飘红、愈来愈引起诗坛关注的原因。

　　这个诗群的成员普遍认为，写诗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是私密的、小众的，没有利益关系也不计成本和不看收成的一种无私投入。做快乐的码字人，坚守自我，坚持文化的贞操，在文字的创造性“码砌”中获得诗意和心灵慰藉，这是最快乐、幸福、欣慰的事情。

　　宝安诗群的诗人们的写作姿态，构成了新书写时代的良性诗歌生态，他们让诗歌写作常态化、生活化、文化化，让诗歌写作者尊贵而有尊严，让唐宋时期诗词的富丽繁华，让1980年代中国的诗歌盛事，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当下。

　　宝安，得宝而安，钟灵毓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如今的宝安，已是现代化城区，又是文化重镇、文学大镇、诗歌之城。至少有上百名骨干诗人和千余名或更多的诗歌爱好者，在这里诗意地栖居和快乐地书写。广义的宝安诗群，是一种“大宝安”概念，是或已淡化了地理概念的深圳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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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安诗群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全国各地的诗人怀着诗歌的理想，背包打伞地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来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关外”地区宝安县，依靠文字在这里生存和生活，繁衍生息。

　　这个时期，宝安诗人开始与外面的诗人接触，并且交流愈来愈频繁，也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开始理性审视自己的作品和过去的创作。

　　这个时期，《深圳青年》、安徽文联《诗歌报》等先锋媒体正联手举办中国文化界标志性活动———“1986·中国现代诗歌群体大展”。活动重要策划人、组织者徐敬娅一直关注着宝安诗群的走势，并于1990年代初发起组织了“深圳诗歌群体大展”。此后的宝安诗群，其成员们从单打独斗发展为三五成群、惺惺相惜、抱团取暖。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乘着夜幕，自发汇聚，座谈、朗诵诗歌，举办诗歌活动，创办民间诗歌社团及诗刊诗报。

　　宝安诗社当年红极一时，其与射门诗社、蛇口半岛诗社三足鼎立又互为补充，成为广东省民间诗歌社团的“文化标本”。黄海当年是半岛诗社的重要发起人和代表诗人，如今又是宝安诗群的“带头大哥”。

　　宝安诗社出版了《蓝海湾》等数部作品集，宝安诗社的主要成员胡在礼、黄惠波、夏炎炎、巫作如等人，如今大多事业有成，但仍热爱诗歌、创作诗歌作品，他们心中的诗歌之梦和诗歌情结，深入灵魂，挥之不去。有的尽管曾经停笔，但现在大多已经归来，成为“归来诗人”。他们还计划创办《中国归来诗刊》，为全国诗歌“归来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宝安诗群的诗人们最早审视打工生活，对打工文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90年代初，由安石榴和郭海鸿等人创办石岩镇文化站的文学墙报《加班报》，他们发出了打工仔的第一声文化啼哭和呐喊：“我们白天为老板加班，夜晚为命运加班！”安石榴和郭海鸿之后在宝安73区创办民间诗刊《外遇》，刊登的作品更多具有“生命意识”，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关爱和对人性的审视。当时创办的《大鹏湾》文学杂志，则是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期刊，其重视对诗人、对诗歌爱好者的团结、扶持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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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初，宝安诗坛繁星闪烁，亮点事件不断。

　　伴随着外国特别是欧美文艺思潮的席卷而至以及一波思想解放运动的哲学思辨精神的冲击，尤其受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激励，宝安诗群的诗人们个体意识开始苏醒，思想开始解放，以诗歌方式思考和批判社会现象，以质疑的态度和审视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感情自然流露、心灵完全开放的方式解构人性并对新的诗歌语言展开实验性研究。

　　开放、激越、优雅、张扬的诗歌特质成为他们的诗歌底部色泽，沧凉、沉重、冷凝以及对生命的追问、因生活不稳定带来的心绪不安，在他们的书写中打上了深深的流浪者烙印。自我放逐、精神流浪、文化怀乡、温情寻找一度成为他们作品鲜明的主题和写作基调。这些生命特质、诗歌特性让诗人们永不重复别人的人生际遇与诗歌书写路径。当时，我分别在《绿风》诗刊“青年诗人谈诗”栏目以及《香港文学报》理论版发表《流浪诗人的背叛词》和《诗歌写作要不重复人家的爱情》，阐明流浪诗人文化苦旅式的写作探索要背叛传统，写作者要有精神文化上的独立特行、文体建制中要有不重复于人的可贵的质疑、反叛、创新、求变精神。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宝安诗群对传统文化怀疑的勇气和捣碎诗歌权威、告别过去的精神主张以及退出既定写作套路的创新意识。

　　众多文学刊物聚焦一个区域性诗歌流派并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推介该区域性诗歌流派，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宝安诗群的这批诗人，整体呼唤个性的自由和张扬，呼唤自然主义的完全释放。他们诗情的自然流露，书写上的自觉、自然与率真，对虚情假意天生具有文化警惕，对生活真相有个性化的文化表达，一同将生活之重和生命之痛转化为丰富的诗性存在，大多作品具有现场感、历史感、沧桑感以及承载生命与苦难的力量，有对人性的发掘和褒扬，也有对自然世界、心灵世界的把握和颂扬。

　　这批诗人，看起来是在写个体之难、存在之苦、生活之困、快乐的伤感、幸福的忧伤、拼搏的负重……实际上是在写群体在物质化程度渐深、社会转型时期人的觉醒、精神的承载、文化的烧灼的真实，与对人生把握的坦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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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990年代甚至新世纪10年的激情没有延续诗歌的辉煌。正如1980年代中国诗坛两个“崛起”，只放射出几缕并不耀眼的光斑的情况一样，宝安诗群在与经济大潮、文化退位意识的精神搏击之后体力不支，败下阵来。

　　诗歌文化暂时让位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大局，一些诗人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告别诗歌，很不情愿地躲在缤纷生活的一隅，做寂寂无名的世俗之士，自甘褪去生命中的光环和丰满的文化羽毛。

　　曾经诞生过唐诗宋词的泱泱大国、文化礼仪之邦，已不谈文化，更不谈诗意的人生。写诗成为压力和负担，诗人不以写诗为荣反以写诗为耻。为数不多的坚守者过上了“写作地下工作者”的生活。

　　诗歌的城堡被滚滚红尘和已武装到牙齿的世俗击垮，被诗人自己击垮，诗歌的边缘化在所难免。

　　诞生过“东方之珠”的香港和“一夜之城”的深圳宝安，这座“母亲之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可喜的是，经过新世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尽管物质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但是宝安诗群已整体觉醒，诗人们发出了追寻诗歌的呼号，而且追随者众。

　　新物质主义语境下的诗歌盛世必将来临。

　　拥有了物质丰富性的宝安诗群的诗人们纷纷采摘云朵和梦想而来，回归诗坛。

　　这批写出去掉伪饰、彰显文化尊严的“归来之诗”，成为底气十足、文化积淀颇深、眼里噙满对时代感恩的泪水、意气风发地走向诗歌盛世的“归来派诗人”，他们归来后的作品厚重而有张力、泛出哲学之光、能让人眼前一亮。朱巧玲、樊子、王熙远、胡在礼、李爱华、王国华、黄海、邹合全、温木楼、洪江、黄惠波和我等，大多是新世纪10年的中后期或之后回归诗坛的。

　　毫无衣食之忧、毫无思想负累的“归来派诗人”，归来之歌唱起来轻松而自然、优雅而从容。

　　从石岩镇时代就开始写诗，并在宝安重要的文化发源地———羊台山母体文化根系位置成长起来，如今已走向国际诗坛的郭金牛(子虚)的创作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打工诗人郭金牛写诗很早，中途停过笔，成名则在“归来”之后。如今还在出租屋管理所打工的他，是纯粹的农民诗人，诗歌的膜拜者、追随者、探索者。这位已非连贯性写诗几十年、只播种不问收成的诗人，2013年6月获得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大奖。他因为经过坎坷、复杂、悲凉的生活底层磨砺，形成了灵魂尖锐、一咏三叹的诗歌风格。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乡土情绪、人文精神、普世情怀，表现出了底层人也有的高贵和气节。(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副总干事，中外散文诗协会广东省分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