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幼军的大教育观(孙建江)

　　作为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代童话大家，孙幼军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以降所有有关儿童文学教育性的争论和议论。这中间的一些争论和议论甚至还与他的作品有所关联。当然，孙幼军没有直接参与其间的论辩。他多以自己的创作给予回应，或者在自己作品的前言和后记、为他人作品作序、座谈会发言阐释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的困惑。

　　对于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认识，孙幼军有一个从困惑到逐渐清晰的思考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孙幼军将平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童话 《小布头奇遇记》投给出版社，未被采用，出版社在退稿信中云：这部作品“主题思想不突出”，“小布头这个主角只是做为一个反映社会的联系物，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也感到缺乏鲜明的教育作用。”对此，孙幼军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小布头在我心目中只能是个幼儿形象，要他的‘思想行动’生出‘鲜明的教育作用’却是我无法做到，也不想做的。所以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这部稿子。”该著后经小幅修改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

　　在 《〈孙幼军童话全集〉　自序》中，孙幼军援引金燕玉 《中国童话史》所述：“在童话理论领域，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出现了一种极‘左’理论，并很快地取得主宰地位。持这种理论的人提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童话要更直接、更迅速、更深刻、更完满地反映时代精神，表现重大主题。”这是当时童话创作的大环境。孙幼军说：“我面对对童话创作的这种政治要求，同时又面对孩子的审美要求，时时感到其中的矛盾。我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求发展，一方面照顾到‘时代精神’和‘重大题材’，一方面想着孩子们，竭力使我的童话写得‘好玩’些。这种情况持续得很久，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间。”毋宁说，这是一位想有所作为、想真正为儿童而写的作者在时代潮流中苦苦寻觅方向的心灵写照。

　　“我是给自己的孩子讲过一些仅仅是 ‘好玩儿’、‘真逗’　的故事的。但一进入创作过程，便觉这些东西无法称得上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于是全部抛开，一心去寻找‘教育’了。时间一长，不免产生疑问：何以成人茶余饭后可以捧上一本《隋唐演义》或《福尔摩斯探案》去消遣，而孩子便无权看一篇只使他感到快乐而无需回答‘你受到了什么教育’的童话？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

　　所幸，孙幼军不仅这样说出来了，还这样写出来了。这就是进入80年代后孙幼军创作的 《小狗的小房子》、《怪老头儿》等作品。关于《小狗的小房子》，孙幼军说：“1981年暑假我鼓鼓勇气，写出了 《小狗的小房子》。和以往写童话不同，这一篇没有一点儿‘主题先行’的情况。……动笔的时候我有些犹豫，不知道人家看了这样的东西会说什么。两年以后，我在一篇小文里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写了二十几篇童话，多数都被认为有教育意义，大约来那么一篇没有的，也不至于构成什么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在给自己壮胆儿，看得出我当时的不安。”果然，作品发表后遭到指责批评：作家究竟想告诉孩子什么？但这次的整体大环境已完全不同了。除了有评论家力挺，作品还荣获《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影响甚大的《儿童文学选刊》也给予了转载。尤其让作者高兴的是，作品受到了小读者们的真心喜欢。这更坚定了孙幼军强调“真正为儿童而写”的决心。

　　孙幼军很清楚儿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孩子纠缠着要听故事，那光景大抵也如纠缠着要吃巧克力，要买玩具，当家长的对此是心领神会的。虽说是下意识的，却真正承认了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审美作用。于是讲起来也就设法适应孩子的要求，适合他的趣味，使他得到快乐，得到美的享受。”

　　孙幼军这里强调“审美作用”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强调“趣味”、“快乐”、“美的享受”，显然是在呼吁创作者摈弃狭隘的儿童文学教育观。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不宜把对孩子的教育理解得过于狭隘。当下的童话说教味足了些，翻来覆去老一套。“如果考虑到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的功能，考虑到低幼儿童的特点，那恐怕还不仅仅是‘不够’，怕是还‘不妥’。”基于此，孙幼军提出了自己的大教育观。他认为：想象力、幽默感、美感、同情与爱等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这是一位有着重要创作实践的童话大家的理论思考，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