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革命叙事与英雄史诗(李建军)

　　烈娃的中篇小说作品，似乎并不多，我所读到的，只有三篇。她的小说写作，多少可以证明顾炎武《日知录》中“文不贵多”之论的正确以及“多则必不能工”的深刻。烈娃写小说，开掘得很深，写得也颇为精致，显示出成熟的个人风格：行文率性而不失分寸，幽默而不失严肃，微细而不失宏大。

　　烈娃善于在自由舒展的叙事中，完成对人物的人生经验的概括叙述，实现对纷乱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她对革命者的复杂心理的把握，对边防军人非凡生活的传奇叙述，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理解力和叙事能力，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经验。阐释她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内容，离不开“革命”、“战争”与“人性”这样的关键词，离不开“伤害”、“挣扎”与“爱恨”这样的心理学问题，也离不开“崇高”这样的美学概念和“忠诚”这样的伦理概念。

　　《渡江》写的是一群“南下”干部在胜利以后的生活。紧张而传奇的对敌斗争结束了，平静而平淡的庸常生活开始了。在战斗的岁月里，他们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到了战后的和平时代，“级别”和“待遇”全都成了“大事”。生活进入了一个看不见的“埋伏圈”。昔日的同志变成了今日的“对手”，甚至夫妻之间，也起了摩擦和冲突。菊红是小说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人物形象。她性格外向而泼辣，心地单纯而善良，但却屡屡遭忌恨和伤害。她与金枝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身份冲突，与丈夫贺杰在家庭里的“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冲突，与张子腾的旧爱未了的情感冲突，与市侩王德彪的“看不顺眼”的人格冲突，构成了一张细密的冲突之网。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冲突里，菊红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逼入人生的困境。

　　严重的伤害性记忆折磨着菊红的心。她晚年唠唠叨叨，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参加“土改”和“三反”、“五反”、“统购统销”、湘西剿匪，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她骂骂咧咧，怨天尤人，对什么都不满，动不动就要找组织去“告状”，就要耍脾气闹“退党”。她想不通：“战争年代环境那么艰苦和危险，但同志们之间相濡以沫，团结奋战，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可现在这是怎么了？”《渡江》是一部深刻的反思之作。它将反思的锋芒指向人性，指向异常的生活理念和异化的生活方式。“渡江”在这里已经转化为意味丰富的象征，象征着另一种考验的开始，象征着克服人性局限和摆脱生活冲突的艰难。

　　《老子革命多年》是《渡江》情节的延续，也是它的主题和叙事空间的拓展。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菊红的弟弟宫音书。他十三岁就跟着姐姐南下参加了革命，但却更热衷于看小人书和打鸟，是一个完全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者。他的精神成长与生活历程，充满了幼稚的错位和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他几乎没有干好过一件事情：当通讯员不称职，被安排去看粮仓；因为不称职，又被安排参军，只两年就复员了，被安排到地区肉食公司工作；然而，他仍然是一个孩子，竟然将剿匪立了战功的狗给拿枪打死吃掉了；后又被安排到省委的果园工作，因倒卖紧俏物资，被抓起来关了三个月。在三十三岁那年，他因为荒唐的爱情表白，而被定为“猥亵罪”判刑两年，监外执行，最终收拾行李，回到了河北老家，成了农民。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参加了“文革”等运动。

　　其实，在宫音书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少年时代的伤害记忆，———目睹日本侵略者强奸中国女孩枣儿的情景，对他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在心理学上，宫音书属于恐怖性神经症或是‘创伤后压力违常’，是超乎人类正常经验之外的创伤性事件。他长时期处在极度的焦虑之中，面对正常的美好的异性，总是有强烈的罪感，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生理正常需求。”他找到了枣儿，承担起了爱她和保护她的责任。因为爱，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他美好、善良、敬业、勤快。他发誓要让枣儿过上美好的生活，发誓要让自己美好美好更美好。这样，才配得上美好的枣儿。”小说还叙写了枣儿在后来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借助这样的叙事安排，作者拓宽了作品的主题指涉和意义空间。

　　如果说，这两部小说是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上，展示“革命者”的复杂经验，揭示人性的阴暗、脆弱和向上的挣扎，那么，《天兵台》 就是一部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充满英雄主义激情的作品，是一部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之作，是当代军旅文学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

　　《天兵台》是一个美丽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是一首歌颂军人崇高精神的叙事诗。作者的笔调是热情的、充满诗意的，而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引入，则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增加了小说的感染力；第二人称的叙事话语的设置，也拉近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给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

　　在一个平庸的消费主义写作泛滥成灾的时代，烈娃的充满历史感的“革命叙事”，以及具有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的“英雄史诗”，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活和人生幽隐的一面，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建构具有道德诗性的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