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代文学“症状”把脉开方

　　莫言、阿来、麦家在“南方国际文学周”上作主旨演讲

　　为当代文学“症状”把脉开方

莫言

阿来

麦家

　　著名作家莫言、阿来和麦家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上分别作主旨演讲，对当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种种“症状”，直言不讳地给出了他们的“药方”。

　　“症状”一：社会喧嚣，笔下浮躁

　　面对当今光怪陆离的现实和人们内心难以厘清的种种心态，莫言将其概括为“喧嚣”。他认为，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每个人作为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要具备习惯喧嚣和发现美好的能力，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丑恶的清醒。

　　莫言提醒说，尽管喧嚣充斥着社会生活，但能够使我们真正保持稳定进步的不是喧嚣而是真实。“真实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会掩盖真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只喧嚣没饭吃。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不一样。它可能是夸张的，也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

　　作为一个小说家，身处千头万绪的社会现实，如何让自己不眼花，不失语？莫言提出，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和方法来面对：首先，要冷静观察，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察其行，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大量信息”；其次，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要考量现实，也要回顾历史，还要展望未来，通过分析得出判断。“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描写，带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

　　“症状”二：对“非虚构”写作认识模糊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日渐兴盛，但毕竟时日尚浅，如何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区别开来，经常引起写作者和读者的讨论与思考。

　　在与阿来对谈“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阿来的《瞻对》是中国非虚构创作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虽然这部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文献，有时令人难懂，但它具有相当的深度和担当性。阿来讲述了创作《瞻对》的过程：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布鲁曼的一个传说，逐渐地这个人的形象变得有意思起来，所以当完成了《格萨尔王》后，就想到要写布鲁曼的功绩。本来想写一部小说，但在收集民间故事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拿到的材料如此之多，正好《人民文学》设置了非虚构栏目，就把以布鲁曼为主角之一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发表在这个栏目里。

　　对于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阿来认为，非虚构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中国今天有一句话叫跟国际接轨。非虚构的概念在国际上一直认为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个概念还要大，而且有更严密的要求，我觉得这很好。所以我突然觉得，有非虚构概念的提出，我们可以开始写作更多内容，突然之间被记忆的时光照亮了。”

　　“症状”三：小说不敢写得“好看”

　　今年3月以来，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迅速在海外取得了不俗的销售纪录，因而，“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成为他近期被邀请讲得最多的话题。但麦家此次回到了小说的本质谈他对文学性的看法。

　　“中国的小说，大家都知道，起源于各种话本小说。其实中国小说的老祖宗是非常重视讲故事的。我们小时候没有书看，但照样接受了很多文学熏陶，主要就是在每个村庄里面，总是有一两个说书的，他们讲《薛仁贵东征记》，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天黑了，摇着芭蕉扇，把自己白天读到的书以说书的方式讲给村里的孩子听。”

　　麦家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各种现代派文学引进以后，中国小说不断受到影响，逐渐走向了非故事化。我们的文学圈发现很多小说是没有故事的，比如法国的新小说，包括荒诞派小说，这对中国文学打击非常大，我们一下子产生了自卑心理，原来西方小说已经发展到了不讲故事的阶段，从那以后在文学圈里慢慢地流行了一种“病”，以不讲故事为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小说的故事非常强大，那么这个小说的文学性就比较低。

　　“从那以后，中国的小说越来越不好看，距离故事越来越远，我们的故事感情越来越淡，小说写得越来越琐碎，有一阵子完全是解释主义，甚至是私人化写作，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一天的情感变化，几乎没故事。”麦家笑称他本人就是这个“越来越不好看”过程的见证者。麦家说，好故事不是那么好讲的，一个几千字的好故事在好莱坞的“收购价”能超过数十万美元。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可以把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情节跌宕起伏。一篇小说的文学性有时候恰恰就体现在故事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