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钞雪纂，可补三箧之无——从钱锺书《外文笔记》谈起(郭宏安)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钱锺书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钱锺书(1910年—1998年)

　上世纪30年代，钱锺书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在学校的波德林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典籍。取“波德林”之谐音，钱锺书赋该图书馆以中文名“饱蠹楼”，意为书虫大快朵颐之地。　　图为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即“饱蠹楼读书记”。

　　图为钱锺书读英国作家约翰·布肯等人作品的笔记。

　　余生也晚，读书甚少，范围亦不广，直到《管锥编》问世，方才知道钱锺书的名字。当时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书买回来，粗粗看过一遍，只见满篇的引文、注释及好几种外文，写作的语言又是典雅的古文，读得如醉如痴，却又似懂非懂，掩卷只有惊叹：此公好博学也。后来，知道钱锺书先生乃是从社科院外文所“借”到文学所的研究员。年长的同事告诉我，钱先生不藏书，他的学问来自借书、读书、做笔记和融会贯通、游走中西的思考。

　　我到了外文所之后，打算去美国留学。大概是1981年年底，我带了老师李健吾先生的介绍信，请钱先生为我写一纸去哈佛大学留学的推荐书。当我说到哈佛大学罗曼语系的儒勒·布罗迪教授的时候，钱先生笑了，说：“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国17世纪文学的专家，我曾经在书中引用过他。”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管锥编》第一卷，翻到149页，指给我看，果然，儒勒·布罗迪的名字赫然在目。我很惭愧，书读过，却不记得这个人。我想，钱先生大概是第一个知道并了解儒勒·布罗迪的中国人。

　　印象中钱先生的家中只有一两个书架，“坐拥书城”用在他身上不啻南辕北辙。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全三册)，印证了学界的传说和我的印象：钱锺书先生真的是一位不藏书的大学者。“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确，他就是实践这一至理名言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所里几位常常帮助钱先生借书的前辈都跟我说过。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钱锺书先生深明此理。

　　坐拥书城的学者很多，但鲜有博学如钱锺书者，何故？我想大部分学者都是为写而读，所谓出成果，仿佛读了不写就做了亏本的买卖，他们的写不是读然后有得或有感的结果，为的是达到某种目的。钱锺书先生在《外文笔记》中说：“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著一“聊”字，活脱表现出执笔之人不求人知、自得其乐的心境；今去掉“聊”字，代以“可”字，谓昼夜抄录借来之书，不是果真可以取代图书馆或别人的藏书而化为自己的腹中之书吗？当下，这种纯粹为了好奇和乐趣而读书的学者可谓寥若晨星，他们被学术之外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被诱惑得忘乎所以，真应该看看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那飘逸飞动、遒劲有力的书法真真是愉悦的心情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在饱蠹楼里，还是在家里的书桌上。正如在干校，杨绛问他能否在那里住一辈子，他说能，但是没有书。哪里有书，钱锺书先生就会安之若素。书是他的生命，所以他能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90年代60多年不间断地记笔记，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35000多页，装在铁箱、木箱、纸箱、麻袋、甚至枕套里。

　　据杨绛先生回忆，钱锺书先生说过，一本书，第二遍阅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能发现。这说明，钱锺书先生读书，不是求多，不是浏览，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两遍三遍地读，甚至反复阅读，披沙拣金，他的笔记大都是阅读之后的功课。他并不自恃惊人的记忆力，而是坚持不懈地做笔记，做增补，而且“总爱翻阅”，还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杨绛先生听，其欣然自得的状态如在眼前。许多人都做笔记、做卡片，但常常翻阅的并不多，很多时候做完笔记就束诸高阁，再不看了。

　　笔记做了还要用，我认为这是钱先生做笔记的精髓所在。他的《谈艺录》、他的《管锥编》、他的论文，甚至他的文章，其源头恐怕多在这些笔记里头吧？所以，我愿意在前面说过的俗语后面再加上一句：抄书不如抄而用之。如今有了互联网，查阅资料固然方便，但是查什么，查出来做什么用，用的结果是什么，恐怕还是人脑说了算。“互联网出来，《管锥编》的价值减半”，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管锥编》可以校检互联网，而互联网不能出一本《管锥编》。

　　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可以见出，钱锺书先生心目中，做学问的时代于今远矣。如今做学问的人大多在高楼广厦之中，荒江野老之屋不可寻也，更难找的是素心人，而且此类素心人毋需多，“两三”足矣，他们或商量，或论辩，总之是培养学问，使之越来越大，越广，越博，最后返约。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修养自身以达于道，今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名誉、利益和地位，最后获得他人即社会的承认。钱锺书先生显然是要做一个“古之学者”，所以他不追名、不逐利，不在乎社会的毁誉，皎然自立。他做了60年的笔记，可以说卷帙浩繁，却不急于写成文章发表出去，而是慢慢地酝酿发酵，“较易理董者”成为《管锥编》，不易者将成为《管锥编续编》，可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加上“多病意懒”，竟成为遗愿，连心里有的《韩愈》《杜甫》诸篇也未见诸文字。而他以为“没用”的外文笔记，难道不是有待外国文学研究者挖掘的宝藏吗？我是一个法国文学的研究者，看到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第一卷中关于圣伯夫、古尔蒙、都德、法朗士、博马舍、福楼拜、雨果等的摘录，无比欣喜，钱锺书先生所关注的作家，如圣伯夫、古尔蒙等，说不定会重新引起我国法国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呢。不要忘了，“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的学问乃是真正的学问。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找到之后欣欣然安放在别的建筑物上，他不“忽视和遗忘”“零星琐屑的东西”，他作为“根苗”，精心地培育“周密理论”的“自发的孤单见解”。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杨绛先生曾经打算补缀钱锺书先生的“破旧笔记”，钱先生阻止了她，说：“有些都没用了。”我觉得，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无奈和失望。杨先生问得对，这些笔记“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锺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她的回答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的学问和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觉得，她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游移和困惑。我的看法是：钱锺书的《外文笔记》是一座宝库，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