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巴金和他的《随想录》(赵丽宏)

　　演讲人：赵丽宏

▲赵丽宏

▲巴金与妻子萧珊

▲不同版本的《随想录》

　　■演讲人简介：

　　赵丽宏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现任《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魂》、《生命草》、《珊瑚》、《挑战罗布泊》等多部散文集及诗歌集，其中《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山雨》、《学步》等多篇文章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

　　■编者按：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现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中充满了人性化的表述，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在8月16日上海书展第三活动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巴金和他的《随想录》”讲座活动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赵丽宏先生专门带了一部扉页有巴金老人亲笔签名的首版《随想录》。迄今为止，《随想录》再版过多少次已不可统计，不变的是巴金老人著述中所蕴含其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真挚的情感，本期讲坛版特刊出赵丽宏讲述的这篇他眼中的巴金及《随想录》。

　　■阅读提示：

　　■一个作家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自己的经历，他能够那么真实地解剖自己，并且不断反思，这是很了不起的。

　　■巴金后来一直说，如果你写你不熟悉的东西，而不是写你自己心里真正在想的东西，那么写出来的文字是不会打动人的，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巴金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地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事。”

　　第一次读懂巴金

　　最近在上海书展开始之前，有一个机构叫我推荐10部书，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有几百个书名的书单，第一部我选择的就是巴金的《随想录》，我觉得这部书对于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的读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部书已经有些陌生，甚至觉得离他们有些遥远，但是我认为，当下的年轻人需要拥有这样一套书，慢慢地去阅读，细细地去感悟。

　　这部书虽然只有薄薄5本，但这是巴金在晚年花了整整8年时间完成的，从1979年一直写到1986年，凝聚着他一生的情感与思索，他对世界、对人生、对“文革”等所有的思索都凝聚在这部书里面。他的这种真实在《随想录》中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

　　我想讲讲我跟巴金的交往：从小时候一直到年轻时代我怎样看巴金，我和巴金的缘分，我怎样走近了巴金。

　　《随想录》中有一篇文章是巴金所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我的读书生活开始得很早，小时候读过很多书，但我读到巴金作品时，第一部作品不是《家》、《春》、《秋》这样的小说，而是他翻译的一篇童话，即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我知道这是一位外国作家写的，但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只知道这篇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直到现在我都认为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人类童话中写得最好的，最能打动人的，这种对人的爱、同情以及忘我的牺牲，没有其他任何一篇童话能够写得如此深刻。

　　我读《快乐王子》的时候，大概只上小学2年级，但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晰地记得《快乐王子》所讲述的故事：

　　一个少年时代夭折的王子被做成了一尊雕像，站在城市的中间，那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他的身上贴满了金箔，他的眼睛是两个明亮的蓝宝石，他手握的剑柄上还嵌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有一只燕子在秋天的时候要躲避北方的寒冷飞向南方，它经过了这座城市。它在这座雕像下面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一滴水滴到了它的头上，它一看是王子的雕像在流眼泪，燕子问：“你为什么流泪？”王子说：“我看见这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是穷苦的人，到处都是受难的人，所以我心里很难过。我想帮助他们，你是不是可以帮帮我的忙？”燕子也是很善良的，它于是放弃了自己飞向南方的计划，不停地帮助王子援助这些穷人。王子让燕子衔下了剑柄上的红宝石，送给了一位天天为皇宫绣服装但生活很贫苦的绣娘；后来王子又让燕子将他眼睛中的两颗蓝宝石，一颗送给了一位又冷又饿的年轻作家，这位作家天天在一间屋顶有洞的屋子里面写作，燕子把这个蓝宝石衔到了他的书桌上；另一颗送给了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女孩在担心卖不出火柴的时候得到了这颗蓝宝石，她的父亲就不会揍她了；另外他还把身上的金箔一片一片地让燕子衔下来，送给这座城市各个角落中受难受苦的小孩。最后王子的雕像就变成了一尊光秃秃的、非常难看的雕像。王子非常感谢燕子，并祝福她终于可以飞到南方，但是燕子非常疲倦，最后倒在了王子脚下。燕子在死去的时候，它听见了碎裂的声音，是王子的心碎了，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苦难。这时上帝对他的使者说：“请你把这座城市里面最美的两件东西给我找来。”天使就找来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王子碎裂的心，另外一件就是善良的燕子的尸体，送到了上帝面前。上帝说：“你选得很好，这两件东西就是这座城市里最好的，以后王子就可以永远陪伴着我，燕子就永远可以为我唱赞歌。”王尔德对上帝也是讽刺的——上帝在天上，不能援助那些穷苦受难的人。

　　直到现在，我对《快乐王子》的印象仍然是我小时候阅读这篇童话的记忆，我读完以后才知道这篇童话的翻译者叫巴金，等我再长大一点后才开始读巴金的小说，读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激情三部曲”，读他写在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散文。但是说心里话，在当时一个少年读者的心里，巴金的书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书。为什么？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在写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努力追求幸福，寻找真理，最后失败的悲剧，读了心情很压抑。巴金的《家》、《春》、《秋》是反封建主义的，很多人读后都离开封建家庭，去寻找革命，追寻真理，但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读这样的书还是有点儿沉重。不过，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写这些小说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

　　“随想”中的人性与自省

　　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到作家协会等了半个小时，以为在那里可以遇到巴金，但是我没有遇到。我第一次看到巴金是在“文革”，通过一个很大的苏联电子管电视机，那是一个忧伤的巴金，一个无奈的巴金。如果读巴金的《随想录》，你们可以看到巴金自己对那场批判会的追溯，他在《随想录》里是这样写的：“如果不是萧珊，我这次是过不去了，士可杀不可辱，很多知识分子以死来抗议。”在这之后，巴金就好像从人间消失一般，我们读不到他的文章，看不到他的形象，听不见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我们不知道在那个10年里发生了什么，巴金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在那个10年里面，我回乡插队，到我的家乡崇明岛当农民，也很艰苦。我在乡下开始写作，我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只是用文字来排遣自己的孤独。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一些文字。“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的春天，上海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我是被邀请的最年轻的作者。有一位老编辑，他是《文汇报》的老主编，跟巴金是很好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今天巴金来了。”我听了很是激动，因为我没想到可以看到巴金。开座谈会的时候，我是在诗歌组，巴金是在小说组，我在诗歌组里坐不住，一直想到小说组去看巴金。于是我就跑到小说组探头探脑地往里看，终于看到了巴金。巴金坐在小说组里面听别人说话，但是他脸上是带有微笑的。座谈会开完以后，我就站在南京路的广场上等巴金出来，我等到他了，巴金站在广场上，跟他的朋友们说着话，说自己现在还记得哪些人，有余林———剧作家，有柯蓝——散文家。我就远远地看着巴金，巴金不太说话，多半是在听别人说，他偶尔也会说上几句，说话的时候还会附上手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心里面很高兴，脸上也一直带有微笑。在这天，我看到巴金在“文革”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篇文章是发在《文汇报》上的，《文汇报》的一位编辑对我说：“你看今天的《文汇报》，有巴金的文章，巴金又开始写作了。”这篇文章没有收到《随想录》里，它写在《随想录》之前，很奇怪的题目，就是巴金写给读者的一封信，内容多是他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他觉得新的时代开始了，他又可以写作，又可以拿起笔写他心里想说的话。

　　在这之后我是不可能有机会和巴金单独交往了，但是我可以寻找巴金的文字，巴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地看。1979年以后，巴金开始写《随想录》，先是在香港发，再在国内的报刊转载，一篇一篇慢慢地写。巴金写得不是很快的，5本《随想录》文字不是很多，但他花了8年时间。巴金说写真话是那么难，他有时候一天只写几十个字，多的时候写几百个字，这部书就是这样一天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写出来的。我开始读《随想录》，读到第十几篇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有种受到震撼的感觉，特别是看他写怀念萧珊。为什么心里震撼？一个作家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自己的经历，他能够那么真实地解剖自己，并且不断反思，这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小时候读过一本书，法国作家卢梭写的《忏悔录》，也受到过如此的震撼。我想，一个作家可以如此真实地把自己想过的或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念头和无法公之于世的丑事写出来，这个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作为读者，你不会因为他有过见不得人的念头或做过某种丑事，就会觉得他是一个肮脏的人，反而会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纯洁的人。

　　1984年，我读了《随想录》以后，有一天我忍不住给巴金写了一封信。我想写信总归需要有点由头，于是便把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随信寄给了巴金。在这封信里面，我表达了自己对巴金的仰慕，对《随想录》的震撼，说我很希望得到他一本最新出版的书，并希望为我题一句话。信寄出去以后，我有点儿后悔，我觉得巴金不会理会我的。巴金那一年正好80岁，他是1904年生的，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在《随想录》里面看到，他说把心交给读者，他年轻的时候对每一个读者的来信都会回复的。但是“文革”结束后，不断地有很多读者给他写信，他不可能回复每一封信。但是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得到了回应。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我都还记忆犹新：我住在浦东，住在5楼，如果有挂号信或者是稿费单，邮递员在下面叫我的名字，我就会从5楼奔下去。那天我下楼接到信件，我看到一本书，上面落款上写有巴金的签名。收签以后，我在楼下就迫不及待地把信撕开，看到巴金寄我的是一本他刚刚出版的《序跋集》，我赶紧打开第一页，在扉页上我看到巴金给我题的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两句话是那么朴素，但凝聚了巴金一生的写作经验，他有过很多教训之后才会有这样的对写作的想法。在《随想录》里面，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对这两句话的非常形象的诠释。巴金说：“解放以后一直到1960年之前我写了那么多的文字，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唱了那么多的赞歌，但是我好像是采了那么多的鲜花，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全是假话。”那段时间的文字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不是他感受最深的，不是他熟悉的，所以巴金后来一直说，如果你写你不熟悉的东西，而不是写你自己心里真正在想的东西，那么写出来的文字是不会打动人的，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在青少年时代，对于我来说，“巴金”的名字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星光闪烁，但是遥不可及。而我收到他的这本书、看到他的题词以后，我觉得巴金离我很近。后来我和他开始有交集，并且有机会到他家去拜访他。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看巴金的情景，他是在家里接待的我，我看到了他写《随想录》的小桌子，很小，也很简陋。他一般是在两个地方写作，一个是在缝纫机上，一个就是在这个小桌子上。巴金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喜欢听别人讲，所以我也不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巴金我说了什么，只记得当时的我很紧张。我走的时候巴金一直送我到门口，亲自把门打开并跟我握手，我现在还记得，记得很清晰。

　　实事求是的风度

　　我写过一首诗，叫《沧桑之城》，其中有一章我就写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的风土，文化的风土是由那些风土文化人支撑起来的。我写了三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梅兰芳，另外一个就是巴金。巴金是一个有风度的人。但是我们读了《随想录》后，才知道，巴金的灵魂曾受过多大的折磨。关于《随想录》的价值，我想我们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分的。巴金一生作书无数，很多人认为他的最高成就一定是小说，我并不苟同，我反而觉得巴金的文字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贡献最大的，也许是这部《随想录》。我们经常说巴金是这个时代的良心，我们说这句话就是因为这部书，这是一部实事求是的书，是说真话的书。

　　“文革”结束以后，巴金一直在倡导说真话，在《随想录》这部书里面有6篇文章专门在讲说真话。这6篇文章分在不同的集子中，分别是《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说真话”这三个字很简单，这是一个做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巴金却反反复复地在讲，而且他觉得说真话是多么困难？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作家要说真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巴金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地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事。”他还说，“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才知道说真话是多么不容易，我边写边想边思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感到痛苦。”

　　说真话不是个容易的事，有时候是需要点勇气的。“文革”中，很多人说了假话，我觉得有以下几种假话：有一种假话是精心编织的，他确实是在说假话，他也知道说假话是不对的，但是他只有编织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去求得他想求得的目标，才能取悦某些人。还有一种假话，一些人非常真诚地在说假话，说出来的不是实情，讲出来的不是灵魂深处的话，也许他晚上睡觉跟妻子说的是另外一番话，他没有认为自己说假话。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假话。还有一种假话是被迫的。巴金从来没有精心地编织过假话，他一生中也没有说过这样的假话。第二类假话巴金说他说过的，他说他是言不由衷的，但是他觉得不得不这样说。你们听听巴金是怎么讲的：“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脚下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今天我无法具体讲，建议大家回去仔细读一读《随想录》，每一篇文章都值得我们仔细地去读。

　　《随想录》这部书从首版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里面，人文社不断地在重版这部书。当年巴金送我的签名本还只是薄薄的5本书，而现在，则变得非常厚重。一方面是这本书装帧很精致，另外还在出版他的文字的同时增加了很多图片，包括巴金的手稿。有些图片是非常珍贵的，有一张图片是巴金的妻子萧珊去世以后，巴金站在她的遗体旁边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伤的表情之一，这张照片在新版的书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想这部书是可以一直印下去的，让我们的读者能够世世代代读到这本书，让我们的民族记住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