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写黑白人生被年轻人拥趸

现场

　　昨晚，年过八旬的从维熙在三联24小时书店发布了回忆录《我的黑白人生》。活动开始前，从维熙就被不少三联书店的年轻读者们围住要求签名，笑称“我的字儿太丑了”，说到此也不忘调侃一下好友笔迹，“中国作协有三大丑，王蒙是第一丑，邓友梅是第二丑，我排第三。”说完爽朗大笑。从维熙看到自己有如此多的年轻拥趸心情大好，在三联出版社总编辑李昕再三催促下才停止签名。

　　“在座的都是青年朋友们，我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些事儿，对你们是不是太遥远了，是不是像听故事一样？”从维熙话语中带着一丝沉重和隐忧，向在场众多青年读者提问，“我当囚徒7000多天的光景，进入大墙劳教，和犯人同吃同住，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年轻人身上，你们会怎么想？”从维熙不住自问，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人们还会记得这段历史吗？从维熙称自己81岁还天天坐在电脑前“敲五笔”打字，就是希望能记录历史。

　　对于当今的年轻作家的创作，从维熙主动提到韩寒、郭敬明等青年作家的创作，“这样的东西我写不来，因为我不懂他们的生活，而生活是创作的来源。”从维熙话锋一转，直接对“80后”一代作家喊话，也希望他们提高自己的水平，“能拿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覆盖我们这一代。”从维熙在末尾再次告诫“怎么真实怎么写，生活的原色是什么我就写成什么。”

　　现场不少读者好奇，经历大起大落，从维熙如何能熬过那二十年。从维熙摆手言，自己劳改的时候记下了一句名言：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个不经历沟沟坎坎，你们不会遇到我的时代带来的这种困难，但还会有别的困难。”从维熙依旧底气十足，“看年轻人得抑郁的不在少数，我要是那样的话，就活不到现在了，那《走向混沌》谁来写？”

　　1953年从维熙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小说，被《北京日报》文艺编辑、诗人晏明看中向报社推荐。当时的《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是个十分爱才的人，直接一纸调令，从维熙就来到《北京日报》当记者。但很快，从维熙被打成右派，从此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囚犯生涯，他称是“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低谷”。

　　从维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崛起的作家，“文革”后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引起轰动，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解释，自己之所以将人生称做“黑白”，是因之前的“白天鹅”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沉沦社会底层二十年，被叫做“黑天鹅”，而他因为被下放到煤矿挖煤，自嘲管自己叫“煤黑子”。

　　从维熙爱酒，去年曾经再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酒魂西行》，发布会上提起酒从维熙还是哈哈大笑，叨念起自己当年的烟友、酒友。新书中最后一章也全部是悼念逝去的友人，回忆了与巴金、萧军、孙犁、陆文夫、吴祖光等文学名家的交往往事。

　　本报记者 陈梦溪 J226   

　　书摘

　　四本书和一个囚徒

　　记得，我当时唯一的一个蓝纸箱子里，在破旧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书：一本是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可爱的中国》 ，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 ，第三本书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 ，第四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这四本书之所以能与一个囚徒为伍，是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偷偷带回劳改队的。

　　当然，在劳改队中是不能随便读这些书的。特别后两部小说，是永远也不能见天日的。记得，当时劳改队各个监号滋生了吸人血的臭虫，这种藏身于各个夹缝中的吸血虫，在我那两本小说上拉满了臭虫屎。即使这样，也不敢拿出来清理一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为了能满足一下精神饥渴，偶尔拿出前两本书来翻看一下，也属于犯规行为。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正躺在大炕上翻看高尔基的《母亲》 ，以了却一点对母亲的思念，一位姓翟的驼背队长，走进来问我读的是啥书，我已无将书压在枕下藏起来的可能，只好一个鲤鱼打挺从大炕上坐了起来： “报告队长，我看的是高尔基的书。”

　　同时，我把手中的《母亲》递给了他。

　　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书籍的封面，把书往大炕上一掷说道： “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有点不服，对他解释说： “这是列宁喜欢看的书……”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拦腰打断了：“我说过了，只许读毛主席的著作，你听见了没有？”

　　我只好点头称是。这位队长是个半文盲，但他是主管我们的队长，你还能争出个孰是孰非来吗？由于当天是周日，同屋住的囚号都看见这件事，便有一个名叫希中信的“氓爷” ，悄声对我耳语说：“我上学的时候看过高尔基的《母亲》 ，是革命书籍。可是他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要看你就得变个魔术。”他低声地为我出谋划策说： “你把这书包上《毛泽东选集》的封面，来个‘狸猫换太子’不就行了吗？！”尽管当时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但寻找“毛选”的封面还不困难，但我不敢拆了“毛选” ，将其封面包装在这几本书之上，因为那是比读书更大的犯罪。但他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我便到宣传室找来几张白纸，用墨笔写上“毛选”的字样，再用粥黏将其贴在书的边角之上，不仅包装了高尔基的《母亲》 ，连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雨果的《悲惨世界》 ，也被穿上了我自制的时尚的新衣，以求得读书时遮人耳目，为自己挖一个读书的防空洞。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文革”中期的 1970 年，我们被发配到山西曲沃劳改砖厂的时候，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的这些书籍都被抄走了。当时我很害怕，最担心的是“狸猫换太子”之举。尽管这几本书本身都没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将别的书籍贴上“毛选”的封面，可以上纲上线到亵渎伟大领袖的反动行为的高度，因而我的厄运将无法预料。但是天下的事情，永远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毕竟天下像秦王大帝那般“焚书坑儒”的只有少数，人间还有大量惜书和爱书的人，因而我的命运发生了峰回路转。当时有个来劳改砖厂支左的解放军吴排长，他是厂内执掌大权的二把手。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屋子里，并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与我交谈了与书有关的问题：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说：“滥竽充数，算是一个吧。”

　　他说：“你还想不想要你的书？”

　　我心虚气短地回答：“如果首长发还给我，我……我……”

　　他考虑了好一会儿，竟然对我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话来： “现在不是读书的年代，把书都发还给你，是对你的不负责任。这一点你一定明白。 ”

　　我既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是茫然地听着。

　　沉吟了一会儿，他说： “这么办吧，你挑选一本带走，但是到了新劳改点，不许随便看它，当然更不许把书进行伪装。 ”

　　“我们又要转移到哪儿？”我问。

　　他对我摊牌说：“你们要调到晋东南的一个劳改矿山去挖煤，这是好事。古话中不是有‘人挪窝活，树挪窝死’的成语吗？至于我为什么单独找你谈话，你们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应该是响鼓不用重敲——一点就‘通’了。 ”

　　对我说来，那次谈话是我终生难忘的。之所以难忘，因为那是一场人与人的对话。直到我们奔赴劳改矿山的前夕，他才对我直言一切，他过去是个文学爱好者，因而知道抄走的书，都是人类的良师益友。为此，他除了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退还给我之外，还把我主动向他索要的《悲惨世界》 ，也一并还给了我。当然，还给我书是在夜幕的灯光下进行的，包装于其外的封面，已然不复存在了。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没有忘记那个身着军装的吴排长。正逢岁尾年初，整理书斋时想起了有关读书的往事，故而写此读书短章，作为跋涉者的拾荒手记，一向在我漫长劳改生涯中，给我精神火光的人致敬，二重温我在风雪驿路上，为读书所承受的重载，以及苦难岁月中留下的醉人书香……

　　(摘自《我的黑白人生·书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