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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艺悖论,才是好作品(何瑞涓)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谈战争题材作品与和平时期文艺创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22日10:08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何瑞涓

  我们的作家常常不会写文学的悖论,文艺的悖论,实际上文艺是有悖论的,文艺是悖论的结合。

  新的向旧的告别,现代向传统告别,不是一走了之,我们不能不往前走,不往前走就要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必须崛起,屹立于世界,这是历史的声音,但是告别又总是泪光点点难分难舍,这是人文的声音。两种声音应该此起彼伏或同时响起。

  文艺学界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童庆炳,多少学人都是在青涩年代里读着他编著的《文学概论》 《文学理论教程》等书籍成长起来的,他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引领了一派文艺思潮。8月13日,在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第八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上,童庆炳也专程到杭州为全国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授课,谈及文艺创作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论。数十载桃李遍天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位学员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

  《一个人的遭遇》 :从歌颂走向还原战争悲剧,一部中篇小说刷新文学理想

  1957年,童庆炳在北师大文学系读大三。那年新年期间,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真理报》整版发表,这是《真理报》第一次刊发文学作品。这篇小说迅速在全世界引起重大反响,海明威等大作家纷纷给肖洛霍夫写了贺信,当年二三月份中国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译本。这件事情对童庆炳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让他们感觉到了文学征服人心的力量。“我们那个时候,要是谁说没有读过《一个人的遭遇》 ,那他还搞什么文学?他就是疯子。 ” 1965年,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此之前,有关前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已经很多,如《青年近卫军》 《日日夜夜》 《真正的人》等,童庆炳那一代人也是在阅读这些作品中成长起来的。在浩如烟海的前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中,《一个人的遭遇》究竟做出了怎样一种调整和改变,引起这样大的轰动?童庆炳分析道,此前的作品都是以歌颂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英勇、坚强、无畏和牺牲精神为主调的,历史理性成为唯一维度。何为历史理性?它是从民族的国家的人类的深层意义上来说的,别人的炮弹落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就应该拿起武器来保卫祖国保卫家园,这是人之为人必须有的一种责任,是历史理性的要求,是爱国主义的要求。在描写保卫祖国的战争时,讴歌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这也是历史理性的要求。

  在肖洛霍夫笔下,主人公在祖国遭遇法西斯侵略时毅然决然为祖国而战,和战友视死如归,与敌人殊死战斗,作家将历史理性推到了很深的深度,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而在历史理性的维度之外, 《一个人的遭遇》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人文主义。“战争不仅仅是英雄赴战场,不仅仅是歌颂和胜利,战争是破坏性、毁灭性的,是要死人的,战争给人带来的是杀戮,是劫难,是永远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带有悲剧性的一面,我们需要用人文关怀来烛照它,将它的真相展现出来,让后来者知道战争是什么。 ”童庆炳说,一个政治家有时候对战争中一个普通战士遭受的苦难或者被杀害可以忽略不计,只着眼于战争的胜败,而作家的特性就是要敢于说出战略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愿意说的话,对作家来讲,每一个人的苦难和牺牲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肖洛霍夫也曾说过:文学是良心问题,要是我们不大声疾呼,反对杀人,下几代人就不会原谅我们,知识分子要首先对战争说不要,而且要说在那些说要的人前面。因而,童庆炳也指出,对于战争题材,作家也应该像肖洛霍夫那样,让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两个维度保持张力,既要歌颂战士们英勇抗战,也要反映战争造成的灾难和悲剧性,家园失落,亲人离去,孤独与创伤永远无法抹去。

  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被法西斯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但是以一个人的遭遇为核心的故事,给了全世界人民全新的阅读感觉。这个创作路线的调整所带来的结果是还原战争的真相,还原战争的残酷性、非人性。童庆炳说,肖洛霍夫寻找到了文学的理想灯火,这种理想火炬既照耀到了苏维埃祖国大地,也照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一个人的遭遇》为文学贡献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悖论,也开辟了一系列作品,甚至将文学史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自这篇小说一出,文学的理想被刷新,这一类的作品在前苏联不断涌现,如《最后的炮筒》 《一寸土》 《生者与死者》 《活着,但要记住》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

  “我们的作家常常不会写文学的悖论,文艺的悖论,实际上文艺是有悖论的,文艺是悖论的结合。 ”童庆炳强调。有一幅广为人知的画作《父亲》 ,就画出了悖论,满面沧桑的父亲形象,既写出了农民的勤劳朴素坚强,把自己的每一份力量都献给了土地,同时在他的额头的沟纹里,透露出一种悲剧性。画出了悖论也是它成功的原因。

  中国战争题材作品:写出了历史理性,缺少与之徘徊的人文关怀

  中国经历了很多战争,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有没有出现《一个人的遭遇》这样历史与人文交汇的文学作品?童庆炳说,我们有好作品, 《铁道游击队》 《保卫延安》《红日》 《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伟大作品太少。 “我们现在有的作家把战争写得太容易了,像挖几个洞,敌人一个个掉进去了,他们死了,我们胜利了。战争不会这么容易,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 ”

  当然也有有文学悖论的作品。比如1954年路翎创作的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洼地上的战役》 ,实际上比肖洛霍夫的作品出现得还早。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渐生情愫,军规军纪与爱恋之间出现矛盾,王应洪选择了遵守军纪,却在洼地上的战役中牺牲了。作家的态度很重要。路翎认为军规军纪是不许违反的,同时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同情的,作家在军规军纪和感情之间,在历史理性与人文感性之间徘徊,这通过班长王顺表现出来。作品一出,就受到了批判。童庆炳分析道,因为当时是把生活简单化了的,非此即彼,要么是军法军纪,要么是谈婚论嫁,二者之间不能保持某种张力。

  “说到底,最终我们要写到生活的本真的真实,这种本真的真实在哪里,就在生活的悖论中。 ”童庆炳强调,要写生活的真实,无非要写出两个主义,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人道主义,文学悖论就在这两个主义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里。我们天天讲文学的真实,但看不到文学的真实,原因也就在这里。

  2007年,又一部有文艺悖论的作品出现,这就是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 。童庆炳认为,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保持张力的文学理想。主人公连长谷子地和三连47名战士英勇奋战,因为没有听到预先约定的集结号响, 46个人都牺牲了。作者毫不吝啬笔墨地歌颂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精神,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历史理性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比解放全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更重要呢?但是作品的着力点还在于,解放战争胜利之后, 46人没有被追认为烈士,被遗忘了,谷子地开始艰苦地寻找原来的部队,来证明46人不是失踪,他们的鲜血不是水不能白流,他们的牺牲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敬佩。这就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的维度。寻找过程中遇到困难阻碍,他生气、不平、骂人、动武,看似粗暴,实则柔情似水,这种情是对战友之情,是对人之情。

  这部作品让童庆炳感动,他去看了两次, “很多电影花了很多工本,最后随风飘散,唯有《集结号》让我耿耿于心。 ”作品也有遗憾,就是结尾所有证明找齐,遗体一起安置,大团圆皆大欢喜。童庆炳说,如果他是导演,绝不会这样做,他一定要写谷子地到了60岁,他在寻找证据,没有找到, 70岁寻找,还是没有找到,到了80岁,他还在寻找。“我们在一个黄昏里,看到一个老人,走在山里一条崎岖小路上,东倒西歪,但是他在寻找。 ”这是童庆炳理想中的结局,他觉得这样会更彻底,更感动人。

  同期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有,收视率也不错, 《亮剑》 《激情燃烧的岁月》 《历史的天空》 ,有人说,这些不是也很好吗?童庆炳认为,这些战争题材作品也不错,但是很难称为优秀作品,因为它们的基调依旧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只写出了历史理性的维度,没有与之徘徊的人文关怀维度,读者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历史真相,这几部作品只不过是在男主人公的个性上下了点功夫,写了他们或粗鲁或暴躁的性格。他肯定地表示: “历史将证明《集结号》比它们好。 ”

  和平时期创作:时代精神不只是发展,要写出告别时的泪光点点

  战争题材需要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论,如今已是和平时期,题材广泛,是不是也需要文学悖论呢?童庆炳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社会文明不断发展,不能不说是历史理性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的东西,比如生态失衡、贫富差距加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精神方面的拜物主义抬头等等,都是经济发展的伴随物,作家就不得不面对这种种失衡现象。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看重历史理性的一面,作家的特性与他们不同,这两方面都是社会生活的真相,都必须描写,这样文学理想就不能不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论的展示。 “我们总说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可时代精神在哪里?它就蕴含在这个悖论里。 ”童庆炳强调,时代精神不是发展发展再发展,而是科学发展中的告别, “新的向旧的告别,现代向传统告别,不是一走了之,我们不能不往前走,不往前走就要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必须崛起,屹立于世界,这是历史的声音,但是告别又总是泪光点点难分难舍,这是人文的声音。两种声音应该此起彼伏或同时响起。 ”我们需要写出两个维度,就是要写出生活原有的真实。

  莫言是童庆炳的学生,这一点童庆炳很少谈起。有些人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异议,认为国外看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童庆炳看到了莫言小说中的好处,比如《蛙》 —— “这部小说要说写得好,需要从悖论角度来分析” 。莫言写长篇小说《蛙》 ,写的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需要不需要?需要。计划生育好不好?很好。甚至莫言自己面对记者讲过这个问题,说过中国的土地就这么一点,资源有限,不得不搞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一方面,写出了历史理性。但是作品重点写什么?写三个女人之死,莫言写出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计划生育和农村执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对人的不重视。因为有悖论,整个作品的精神骨架就支撑起来了,作品的好处就在这里。

  童庆炳说他从来不研究通俗小说。严肃文学作品需要悖论,通俗类以娱乐性为主的文艺作品是否也如此呢?童庆炳指出,与严肃作品写生活真实不同,通俗类作品的根本问题是它不以真实为追求,而是以有趣、有喜剧性,以能够引起大家的笑声为追求,因而要写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论很难。如果作家一定要写,童庆炳说,他建议选择古代题材来写,比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屈原等,只要精心追求,慢慢磨练,也能写出有悖论的好作品。

  文学阅读与诗歌创作:我的诗从不发表,我的书绝不借给任何一个学生

  童庆炳不写诗。有一次专门研讨诗歌的大会,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也写诗。大家不禁惊讶:童老师写诗,从来没听说过啊。童庆炳说,他写诗,但他的诗从不发表。对于鲁迅文学奖中关于周啸天诗歌的争议,他尚未关注到,但是就诗歌创作来说,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了,是散文的时代。 ”他指出,诗歌创作面临三个局限,首先是生活的局限,现在不是处处田园风光的那种绿色生活了,写机器是很难写出来的。其次是文学史的局限,我们历来用的是古体诗,七律五律七绝五绝,这是跟我们中国古代生活相吻合的一种诗歌语言。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的诗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写不出来,写也是白话词语,没有味道,“就像喝酒,你喝的是清酒还是浓酒,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何其芳等就在探讨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至今仍在探索中。第三是读者阅读的局限,童庆炳了解到有两本诗歌杂志,一本刊现代诗,一本刊古体诗,令人意外的是,刊发古体诗的刊物销量大大超越前者。这是为什么?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中的苦恼。

  尽管已近耄耋之年,童庆炳仍坚持站在教学岗位上,教了一辈子书,他的经验就是要多举生动的例子,从例子切入展开理论阐述,这样学生往往就会有兴趣,能接受。信手拈来的例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与他多年来的广泛阅读有关。

  “我有个怪癖,就是我的书绝不借给任何一个学生。 ”童庆炳透露道,这是因为他的书都是他反复阅读的,第一次读夹一张条子,第二次读再夹张条子,古今中外的作品他都会读。读中学时老师告诉他,世界上最大的名著是《浮士德》 ,他就去小城里找,没有找到。到北师大报道的第二天,他就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来读。这本书也成了他的入门书,他进入了浮士德的世界,歌德的世界,“从此我真正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热爱者” 。他的《红楼梦》里已经夹了好几张条子了,目录、人物出场顺序都能背诵出来。第一篇博士论文,童庆炳的选题就是《红楼梦》 ,有人说你写不出来,他说我就是要写出来给你们看。那时候他住西四,常常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一坐到底忘了下车,因为沉浸在大观园的世界里琢磨。他认为,对研究文学的人来说,读文学作品非常重要,“你做到这个程度,学生就会佩服你,实际上受益的是你自己” 。一部作品反复读,读到心灵深处,读到感动自己,这部作品就成了你的血和肉,什么时候要用到什么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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