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民生之艰难(王辉城)

　　前些年，读陈庆港的《十四家》，很是震撼。虽然自己也生于农村，但书里所描述的赤贫之家的生存状态，还是令人难以接受。这本由14个家庭生活记 录组成的调查报告，事实上缺乏理论的支撑，只呈现出一种生存状态。在社会学里，向来有宏大视野的传统，像功能主义自涂尔干时起，便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们 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生物体，或者更甚，是一部运行着的机器，所要研究的是整体。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那里，功能主义发展到巅峰，人依附于精密的社会机器上， 个体的意义趋于无。这种理论自然是有缺陷的，虽然帕森斯的学生提出中层理论来弥补帕森斯的不足，但我们心里也难免会犯一两声嘀咕：它是否真的能解决社会问 题？这是社会学尴尬的地方，永远在追问，也在抓药开方，但效果其实并不算好。

　　《冰点·特稿2012～2013》一书，好就好在没有落入社会学的窠臼，它把感情倾注于个体，以表达对这个国度深沉的爱。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 一种说法，它试图用细节来反映目前的中国社会。城市与外乡人的矛盾、乡镇少年的生存状况、法治的现状、历史的反思……若是细心阅读，可以发现，书里所关注 的问题，正是亟须这个时代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本书没有给出明确而清晰的答案，但通过阅读个体的遭遇，了解另一群的状况，会有助于我们思考，有助于我们 得出自己的答案。

　　一座城市的成长，离不开人——确切地说，离不开外乡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一是地理环境的，另一个则是制度性的。我们知道，前者难以改变，后者 是可以通过改革来改变的。在开篇第一个案例中，便是令人欲哭无泪的城市病人的故事。外乡的年轻人，在城里打拼、缴税、生活，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可真正得了 癌症需要城市公共服务帮助之时，却发现人为的制度在他们面前筑起一堵高墙。城里的诸多福利，外乡人并不能真正地享受到。我们不能说户籍制度是完全失败的， 毕竟它在控制着城市，使之没有无限制地膨胀。但它确实像一把锋利的剪刀一般，把农村和城市分割成两块。这些年，往往可以看到“同命不同价”的新闻，同是车 祸丧命，农村人命贱，城里人命贵，很是荒谬，但也无奈。

　　现在的农村，算不上美好。诚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乡村事实上更进一步空心化——青壮年往城里去了，只留下老人和儿童。资源不平衡所造 就的悲剧，很是令人泫然的。我仍记得读高中时，上英语课，老师是提着老旧的录音机来上课的，磁带一放便卡住了，发出尖锐而瘆人的声音。读书是农村人逃离农 村的惟一途径，但就教育资源、师资力量而言，又难以与城市竞争。及至后来，我去县城高中读书，播放英语便不再是老旧的录音机，而是播放系统。再到上海学校 一看，差距就更大了。在《冰点·特稿2012～2013》的《高考落榜生之死》一文中，我读到了无尽的悲哀；在《彬县少年杀人事件》中，我看到了少年脸上 的执拗和绝望。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或满怀荣光，或布满不堪。荣光倒是一直在宣扬，而不堪则被有意识地忽视，甚至忽略。有些历史，是绕不 过去的。陈小鲁等一干红卫兵，是时代的牺牲者，同时也是加害人。事实上，他们有理由保持沉默——年轻人能知道什么？热血、朴素的政治信仰、崇尚暴力……但 被他们所伤害的人，更有理由得到一份道歉。读到年老的陈小鲁们向老师鞠躬道歉，我不禁感概万千，几欲落泪。个人的良心觉醒，终究会唤醒整个民族的良心。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当年刘少奇手持宪法，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却不得时，无疑是一件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宪法， 国家之基础，若是宪法不张，整个国家便陷入失序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也是如此，共和国60多年，再也没有比“文革”10年更加混乱的时代。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的著作，但它却提出了尖锐而现实的问题。以个体的生存状态，深沉地讨论了整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虽然没有下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我们仍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屈原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艰，是路途遥远，需要努力。

　　(《冰点·特稿2012～2013》，徐百柯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