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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土地的黄昏(曹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21日10:12 来源:北京日报 曹 霞

  编者按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被公认为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上有风头长健的“50后”“60后”严肃作家的经典化笼罩,下有备受追捧的“80后”偶像作家的市场化挤压,“70后”作家长期以来是被公众阅读忽略的沉默一群。但随时间而来的,是力量的积攒和热能的爆发,一个个单独的作家以创作实绩日渐醒目地浮出中国纯文学水面,无论其艺术追求还是现实态度,都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代际作家的强烈特征。从本期开始,本版将陆续对一系列“70后”代表性作家予以评介,以飨读者。

  2010年,梁鸿在回到故乡河南穰县梁庄长住了五个月之后,用县志、调查和口述实录方式完成了《中国在梁庄》;2013年,她对走出乡村到中国各地打工的梁庄人进行追踪采访,写出了《出梁庄记》。两部“梁庄”,既凝结着“梁庄的女儿”在“归去来”中对于故乡和故乡人生存现状充满忧思与乡愁的书写,也包含着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乡村问题、城乡对峙和“人”之精神自由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中国在梁庄》:

  由外而内的观察与记录

  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通过梁庄人朴实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痛惜的乡村画面。首先是外部力量导致的失衡——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起的砖厂恶化了土地生态,化工厂废水排到清澈的河流里,散发出让人窒息呕吐的刺鼻味儿。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老屋不再住人,到处是残垣断壁荒草杂木,倒塌的房屋和院子成了废墟,代之而起的是平直的公路、新的生活场与聚居群落,它们昭示着财富、权力与阶层的分野,与受伤的乡村共同改写着乡土中国的内在肌理与生命根系。在叙述已成废墟的故乡时,梁鸿融入了“原乡少女梁鸿”的抒情视角。她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和少年岁月,这片土地寄寓着她的天真情愫与美好回忆。而现在,她只能面对已然破碎污损的家园,默默地再一次承受与故土分离或许是永别的痛苦。土地的黄昏正在逼近。

  当土地不能再为农民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与情感慰藉时,大多数人选择了进城打工,这对于乡村原本完整融洽的家庭和家族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梁鸿通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展现了夫妻分离、父母孩子分离、老幼留守的乡村现状和问题:那个杀害强奸82岁老太的优秀沉默的王家少年,隔代教育的经济与感情问题,被改成养猪场的梁庄小学,都成为乡村裸露的巨大“伤疤”。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贫富差距和生态恶化,乡土中国内在的淳厚、守正、公义、家族伦理都遭到了毁坏。中国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历来是自我封闭的,这使它在得以保存安如磐石的生存格局的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内在逻辑和在枯淡生活中循环往复的力量。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世纪中国乡村在无数次土地运动、战争和革命之后能够“自我疗伤”和“复原”。但是现在,这些伤口和溃败处流着泪淌着血,再也难以愈合,这才是梁鸿最为哀痛和不忍目睹的。这种展示本身就构成了结实有力的批判。

  《出梁庄记》:

  由内而外地“看见”和“说出”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观察与记录的话,那么,《出梁庄记》则“由内而外”地通过讲述梁庄人对故乡的离别和“放弃”表明,这是一种更为深重隐蔽的乡村危机,在这片土地上安恬生活了千年的人们现在被迫出走,孤悬于“非故乡”的所在,用仅有的体力挣得活命的时日。比起第一代打工者,第二代、第三代打工者连乡村的记忆与念想都不会再有,这是梁鸿在访谈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的无可奈何的代际变迁。这才是真正的“土地的黄昏”:大地的“守夜人”已经撤离。

  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走访了北京、青岛、南阳、内蒙古、深圳等地的梁庄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又脏又累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工作。随着她对万国、光亮叔、恒武、梁磊、小柱、金、李秀中、丁建设、云姐、小海、黑女儿等具体的“人”的描述,一个个“黑洞”展现在我们眼前:因南水北调的利益补偿而亲人不愿认尸、校油泵的奔波与辛苦、富士康重复劳作的“机器人”、翻砂厂电镀厂的剧毒环境、三轮车夫的“羞耻”与“暴力”、少年们的匆促相亲和利益交换、暴死异乡者被秘密迅疾地千里送回故乡……梁庄人就在这样“非现代”、“更农村”的环境里辛苦、劳作、沉没,他们作为个体的俗世欢乐与精神自由被这种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本身所抹杀。当梁鸿和梁庄人一样置身于这些“黑洞”中时,她一方面为那些被吞噬损毁的鲜活生命感到震惊悲伤和凌割血肉的疼痛,另一方面她要用手拨开时代的“废墟”,将激烈的情绪转化为具有现场感的客观实存,让这些在光鲜亮丽的现代化表层下的边料暗角被“说出”,被“看见”。

  这是梁庄,也是我们的村庄。

  向自我的来处敞开

  关于中国乡村现状和农民工调查近年来颇引人关注,如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厂女孩》等。除了郑小琼的《女工记》,它们几乎都是作为“外来者”的客观调查与叙述。与之不同的是,梁鸿本来就是“梁庄的女儿”,即使客寓他乡,她依然与生俱来地与梁庄同在。这一次,她带着记忆与痛惜将自己重新放回梁庄,以带着体恤暖意与思想光泽的文字写出了她之所“见”,也无比诚实地写出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生出的嫌恶、厌倦、逃避和冷漠。这种自我省视与呈现尤为可贵,它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乡村一贯的“俯视”与“启蒙”姿态的矫正,表明她是梁庄的一分子,她与梁庄人有着荣辱与共的“生命体征”。在这里,梁鸿向着自我的来处和“梁庄”敞开,也向着精神与思想的世界最大限度地敞开。

  黄昏渐近,“黑夜”将临。在无边无际的昏黑里,心怀柔软的梁鸿还是为我们拨亮了一线星光:《中国在梁庄》中外表害羞、内心辽阔的巧玉,《出梁庄记》中清贫淡然、对世界有着自己清明智慧理解与阐释的贤义,拿出十分之一财产到汶川赈灾的万敏,还有在两部《梁庄》中担当“引导者”与“回答者”的父亲,他们凭借着在艰难世事与变化无常中悟得的朴素理念以及自我划定的生存边界,活出了超越“梁庄”、甚至是超越“乡土中国”的精神景致,这使“梁庄”在满目疮痍中还能葆有爱、温情与尊严。这也许是梁鸿痛切呼唤“乡愁”得以可能的情感支撑,也是她将哀痛和忧伤转化为“对抗遗忘”的最好证词。

  曹霞,青年文学评论家,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相关链接

  梁鸿,1973年出生于河南穰县,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评论著作《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和《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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