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侠　知侠——红楼往事(左建明)

　　在我印象中，许多省市文联作协都曾盘踞过一座旧式小楼，比如辽宁作协在大帅府、上海作协在巨鹿路、青岛文联在信号山等等。可见文艺家当年虽然经常挨板子却也是挺吃香的。

　　山东文联和作协原在济南经六路117号，一座四层的砖红色办公楼，而办公楼后面，还有一座别墅式的二层小红楼，一楼住过苗得雨，二楼住过刘知侠。1988年我调作协时，他们都已搬走。知侠被省委安排到青岛政协颐养天年去了，但房子还由他儿子住着。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可以说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作者刘知侠也充满传奇色彩。听说他兜里总是揣着两包烟，一包琥珀、一包泉城，见人先递贵的，自己再摸差的。不是缺钱——他的版税在“文革”前应是天文数字了。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1980年春天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身体魁伟、面色黑红。他主持会议，彬彬有礼地请刚从北京回来的宋遂良先生介绍茅奖初评情况。谁知宋先生是个思想解放者，讲着讲着就开始离经叛道侃侃而谈。我看到知侠的头渐渐膨大起来，呼吸也开始急促，他翕动着鼻翼，忍着、忍着，终于忍耐不住，伸手将宋先生面前的麦克风夺过去说，你就介绍到这里吧！在座的人无不哑然错愕却又忍俊不禁。老八路嘛，就是这本色。

　　这一年年底，他到空军一所青年作家读书班讲课。他披着棉袄，站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时而挥动两臂，时而侧转身体，大讲雨果《九三年》中那尊失控的在甲板上横冲直撞的青铜大炮。“大手笔！大手笔！雨果才是大手笔呀！”

　　他居然热衷于雨果，真是让人另眼相看。

　　既然知侠已经调到青岛政协，按说我跟他不会打什么交道了，然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并附有他在青岛封阳台的发票，也就几百块钱。那时候，我兼着秘书长，分管行政，其中最讨厌的是财务，要签字。你想想，人家站在旁边，你怎么可以坐在那儿把那一沓发票审来审去？这不能报、那不能报？你这不是侮辱人吗？所以，但凡来签字的，我看都不看，拿笔就签。这是有点扯淡，让作家管行政，就好比找个野兔子看家。

　　我不假思索就在知侠的发票上签上字，并且亲自拿到财务室交给会计。不料会计接过去一看，竟然说，冯主席交代了，这个不能给他报！这会计不是吃错药了吧？可我又不能跟她叫板理论，于是回头就去找老冯。老冯是谁？一提《苦菜花》你就知道了，冯德英。我十几岁就读他的书，平常都管他叫老师的，但现在是工作，顾不得那些了，见面就是一阵狂轰滥炸。“你直接管会计了？”“我签字不好使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信，明明是你亲口答应的！”“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签字了，你愿找谁找谁！”老冯被打蒙了，坐在椅子上嘟哝：“这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却又跟我说，“你再签半年吧。”我说，“不行。从现在开始，不签了！”我知道这件事必有老冯未及言明的曲折和背景，并非跟我使绊子，但我好容易逮住这个茬口，终于就此卸下了签字这驴套子。

　　其实，老冯在打那座小红楼的主意。他要知侠动员他儿子搬出小红楼，让我和王润滋去住。我和润滋从外地调济，起先住在一个学校招待所，老冯嫌条件太差，后来给弄到南郊宾馆，一住几个月，花钱多，影响也不好。大约是老冯考虑我们不便跟知侠要房，背后便亲自唱起了黑脸。1988年秋，很热的一天，我看见知侠满脸大汗坐在西传达门口一个马扎上，他是专程从青岛赶来监督儿子搬家的。他板着脸，凛凛然挥动着大蒲扇，盯着儿子从楼上将简陋的家具一件件搬到临街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平房。我跟他打过招呼，心里愧愧的。我们连一顿饭也没请他吃呢。

　　我们在那座小红楼住了不到一年。润滋执意回他的威海卫去了，老冯让我把家属接来，就住小红楼，我一口回绝，那不是我住的地方。后来，小楼做了文讲所的办公室。现在看，那座小红楼若能物归原主成为两位作家、诗人的旧居纪念地最好。如今是个书画家都有这馆那馆的，泉城就不能给现当代文学一个立锥之地？

　　1991年，青岛笔会，我又见到知侠。我们一起去田横岛，他体壮如牛呢！他和老伴设家宴招待一帮青年作家。我抽身来到阳台上，想想签字那档子烂事，自己确实有点犯浑，心里不禁泛过一丝苦笑。我当初竟没给他回话，也不知后来给没给他报销，他也从未问过我。

　　半月之后，我竟不得不再次赶往青岛，这次是来跟知侠告别的。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知侠是在政协会上出事的。戈尔巴乔夫让苏共一夜垮台，苏联解体。他在座谈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不幸突发脑溢血。他像铁道上的一列轰鸣的机车突然掉轨，而后訇然倒地。

　　知侠啊知侠！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