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类型与作家主体(黄桂元)

　　文学风格曾是一个熟悉的近乎老生常谈的创作学话题，而今被重新提起，我们却有久违之感。文学风格形成于作家主体，并不是偶然的，总会与时代、民族、地域、流派等诸多元素交织、融合、渗透，最终表现为一种独异而稳定的书写风格魅力，同时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然而，在全球化经济年代，热点太多，“机遇”太多，利益太多，诱惑太多，务实性书写渐有趋同之势，谈论文学风格仿佛已经陈旧、过时。当作家毫不掩饰急功近利的迫切，纷纷视“利益写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主流性书写选择，且堂而皇之，胜任愉快的时候，文学风格沦落为貌似文学繁荣时代中的稀有之物，也就不足为奇。

　　19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文学曾经历过一段“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茫、苦闷和阵痛期，至今历历在目。跨进新世纪门槛，随着资本注入，经济搭台，中国文学景观仿佛一夜之间峰回路转，焕然一新，昔日“文学被边缘化”的哀叹、苦闷云开雾散，一度振聋发聩的“文学已死”论也已成为日后业内的八卦谈资，这种梦幻般的神奇变化不免使人唏嘘感慨，悲喜莫名。如今，文学虽已淡出社会中心的光环笼罩，却在边缘位置欣欣向荣，大放异彩，诸如各种评奖、论坛、研讨、出访、写作基地剪彩、文学馆落成等活动名目繁多，生香活色，风光无限。有大量硬邦邦的数据可以支持文学繁花似锦、形势喜人的结论，网络中各类作品流量堪称天文数字，仅诗歌网站就数以万计，纸质文学也是果实累累，2013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书号中心登记的原创长篇小说竟多达4798部，与十几年前相比，作家的日子过得滋润、快意多了，一些名家接轨开始享有国际声誉，问鼎文学诺奖的莫言更是成为中国作家步入世界文坛的标志性人物，这一切令人叹为观止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文学的良辰美景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有关文学创作风格都去哪儿了的追问，带有鲜活的问题意识，其所触及到的某些文学写作症结，足以使我们头脑清醒，保持谨慎乐观，回到真实的文学现场。

　　文学风格的缺失与否，是我们鉴别一个文学时代是否真正繁荣的主要标准。这属于文学常识，却很容易被搁置一边，成为盲点。大家考察、鉴别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往往喜欢集中在“类型文学”层面，并据此做出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的权威评估。大众可以这样理解，但对于业内专家，具备一些超越性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就显得非常必要。

　　“类型文学”通常是指题材基本相同，读者群相对固定的文学形式，其归纳与划分，界限清晰，一目了然。就文学形式而言，它可以从体裁上区分，比如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剧作等，也可以从形态上区分，比如现实类、理想类、象征类，每个形态还可以细化，现实类可含再现与写实，理想类可含表现与虚幻，象征类可含暗示与隐喻，等等。文学形式还可以从题材与读者群的角度分类，“类型文学”借助网络平台与营销运作异军突起，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百度”一下，就可以发现网络文学已是包罗万象，诸如官场\职场、架空\穿越、武侠\仙侠、玄幻\科幻、神秘\灵异、惊悚\悬疑、游戏\竞技、军事\谍战、都市\情爱、青春\成长等等都被囊括进来，可谓上天入地，层出不穷，其作用不容低估——不仅扩充了文学品种，激活了文学生态，而且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对于“类型文学”的界定，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与“通俗”二字挂钩，而一概而论，这种习惯性的“挂钩”联想往往出于某种成见，在创作美学的天平上，高雅与通俗应该是平等的，互文性的两个范畴，来自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传播途径、接受演变和评价体系，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分，所谓“高雅”也未必完全与“通俗”绝缘，所谓“通俗”也不是毫无成为经典的可能。比如诗经、明清小说，都曾与民间“俗”文学有着某些渊源关系。

　　问题在于，“类型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这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互联网为无数网民发表作品提供了最便捷、最自由、最广阔的平台，文字“发表”失去了门槛和限制，随心所欲的写作繁衍出铺天盖地的文字，这也提示我们，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模式，由过去的读者敬仰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时代，变成了大众狂欢般的全民写作时代，其间不免鱼龙混杂，良莠并存，泥沙俱下。“类型文学”的大本营在网络，其作品种类尽管千姿百态，却并不等同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是非文学的。即使是与“类型文学”沾边的写作，其动因也往往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网络文学平台活跃着一批对于“双赢”充满渴望且志在必得的写作生力军，他们的写作已被网络收费模式劫持，每天要生产不少于5000—10000字的作品，一往无前的写作动力与立竿见影的阅读奇观捆绑一起，吊足网民读者的胃口而充分达到吸金效果，是第一位的，文学风格无关紧要，他们不缺虚构能力，不缺叙事才华，不缺编织技巧，不缺神乎其神的想象力，惟一缺的是文学写作中的独特底蕴和风格魅力，指望这里产生持久耐读的经典作品，恐勉为其难。

　　文学风格的存在，历来是验证经典作家是否拥有独特文学价值的依据。很难想象，一位经典作家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属于自己独具的文学风格。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无一例外都是以其独有的艺术底蕴与风格魅力而留存史册的：被誉为“雄赡高华”的建安文学，“三曹”中曹操诗之苍劲古直，曹丕诗之悲凉婉转，曹植诗之风流雅怨，各具风骚，有口皆碑；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韩潮苏海”，“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为历代读者所津津乐道；风云浩荡、云蒸霞蔚的唐诗造就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就因为有诗骨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诗奴贾岛等经典诗人群峰比肩，自成一格，各臻其至，难以归类。业内公认俄罗斯文学史上巨匠如云，仅名尾带“斯基”字样的就不下10位，比如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巴乌斯托夫斯基、斯塔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等，他们的精神徽记、气质纹路彼此难以混同，他们有如星宿般熠熠生辉，以其文学风格的卓然不群映照着俄罗斯文学的浩瀚天宇。

　　提到“类型文学”，不能不使人想到一种更具类型特征的文学写作，这种写作具有文商互利性质，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不可能兼容。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往往受制于时代风潮，知识经济年代，资本和市场不仅控制了经济和社会，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知识和文化。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特定的文化资本会培养出相似的文化趣味。就像如今的科学技术与资本、市场、产业的利益链条日益严丝合缝一样，文学与资本、市场、产业的利益纽带也变得日益紧密。存在决定意识，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与资本与市场共同起舞，达成利益默契。应该说，资本的注入，商媒的传播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需要警惕的是作家需要坚持相对独立的美学信仰和艺术立场，不能完全被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之手随意摆布。

　　市场经济年代，知识分子的恶质化在一些科技与人文领域有所漫延，部分作家未能幸免。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曾意识到“货币拜物教”对人的异化，它抽掉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最终把人降低为物质动物。而能够抗拒异化，缺少功利心，尊重“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的作家，才有可能进入灵感飞翔和语体创造的自由境界，从而形成文学风格。观察时下比较活跃的一些作家，笼而统之有两类角色：写作型与事件型，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辨识，即文学与非文学。一些是非文学类的“作家”，名头很响，人们却想不起他们究竟写过什么作品，他们善于制造一些吸引眼球的“事件”或组织流派、提出宣言而名噪一时，出人头地，这类以折腾为主的非文学“作家”不可能与文学风格有任何干系，可忽略不计。写作型的作家当然是靠写作安身立命的，一些人孜孜不倦，堪称写作者中的劳模，却仍与文学风格相距甚远，不免令人不解，其实也不奇怪，原因还是出在写作者的主体症候出了问题——更多的利益驱动，模糊了其文化、审美、商业、社交活动之间的界限，导致其骨质疏松，身段绵软。他们自视为中产阶级高端生活中的成员，事实上此言不虚。中产阶级意味着稳定、安逸、富足的生活状态，对于社会运转起着基石和润滑作用，以消费为中心，迷恋物质需求，讲究品牌享受是中产阶级美学观的要义，因志趣平庸，冷漠自私，性格干枯而被马尔库塞称为“单向度的人”。若说他们缺乏进取心和目标感，也不是事实，行走于市场江湖，与日益强大的商业文化达成最大化的利益共享，便是被他们视为人生成功的梦寐以求。当文学被资本绑架，当作家被市场买断，当作家的全部生活体验内容都是商家的利益需求，这一切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选择和话语方式。作家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完全成了求实惠，求发展的需要，写作本身也由此具有了产业性质。有的作家甚至画地为牢，热衷于财富叙事，钟情于金元书写，甘愿成为金钱的附庸，而疏离了心灵奥秘，必然视文学风格为多余、无用、可笑、不合时宜。久而久之，天经地义，成为一种宿命，一条写作的不归路。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渐进过程。

　　文学风格的建立肯定会有难度，而最大的难度就是自我挑战，与作家主体拥有怎样的精神气质关系重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论述了西方艺术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前者表现为梦，后者表现为醉，是精神气质的极致写照，都是在强调文学风格与作家主体的价值信仰、精神气质之间的内在关系。别林斯基认为，文学风格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歌德也承认，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宏大自白的一部分。卢梭何以看重《忏悔录》，是因为他希望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作品，而是他这个人。这意味着，真正的写作对于作家具有某种自传性质，是成立的。西方后现代已有“主体死了”的声音，它延续了尼采“上帝死了”的类推，意在警示现代人对把握世界的能力不要自我估计过高，这个隐喻释放了后现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意图与“解构”冲动。但我相信，只要作家是真正在用灵魂写作，主体就不会只是一具躯壳，文学风格也不会无迹可寻。而当作家仅仅成为一个“码字”匠，一切便无从谈起。长期以来，作家一直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誉，这是作家的工作性质和文学艺术的特殊净化功能决定的，今天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