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入手要红利(解玺璋)

作家、评论家 解玺璋

　　严复是《国富论》的第一位中文译者，至少110年前，中国读者就已经读过这部“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材所由出”的煌煌巨著了，那时，这部书译作《原富》。说到这部书，译者认为：“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这是针对当时大清的“积贫积弱”而言，可见，从那时起，富起来就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他也看到，国家真正富强，还有待于国民的觉悟，国家既要改变两千余年“秦愚黔首”的专制统治，“黔首”亦须从“自安于愚”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东方。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言之，中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可谓不差钱了。“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中的这本《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还是在讲如何增加财富积累的问题，仅凭最初借助人口优势的做法可能不灵验了，所以要从改革入手要红利。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继续推进改革，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本书回答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书对于反击“唱衰中国经济”，坚定中国经济将来中长期内健康发展的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日，央视正在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改革不能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试想，如果不是真理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没有可能取得今天看到的巨大成果？从历史上看，无论欧洲所发生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晚清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无不以思想启蒙为开路先锋。近期以《甲午殇思》为代表的一大批关于“甲午”主题的相关作品，大多关注到了“甲午”战败事实上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此之前，固然已经有先知先觉者在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但恰恰是在“甲午”之后，开启民智才成为知识分子自觉的追求。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改革。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答案。而且，这场持续已久的改革，其广泛和深入，既包含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包含了思想观念的变革。经济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未竟之事。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显然比前者更加艰巨，也更加重要。“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里的这番话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