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北京人的援疆岁月(黄桂元)

——评孙晶岩长篇报告文学《西望胡杨》

《西望胡杨》 孙晶岩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许多年来，孙晶岩堪称报告文学领域的一位“女汉子”。她出版的《中国动脉》、《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两卷)、《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中国金融黑洞》、《边关——中国陆路边境海关纪实》、《五环旗下的中国》、《中国看守所调查》等长篇报告文学，每每以“国字号”的书写视野与叙述规模著称，其写作难度甚至让一些须眉作家视为畏途，她却能“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接受挑战，在一次次跨界写作中诠释出了什么是知难而进、行者无疆的军旅巾帼本色。可以说，几乎她的每部新作品都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这无疑与其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有着某种顺理成章的因果关系。

　　22年前，孙晶岩受命采访戍边军人，面对14个选题，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格尔木翻越5300米海拔的唐古拉山，逐一叩访兵站、泵站，在高度缺氧、大脑细胞处于浅眠和深眠的状态下完成了《白雪昆仑》和《冬访唐古拉》的采写。22年后，孙晶岩肩负重托与昆仑山再续情缘，4入新疆和田地区北京援疆团队，也由此对昆仑山有了切肤认识，“昆仑山叛逆了平地，在沉默中悄悄地长高，而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昆仑山回报了平地，在凝滞中投下了参差的影子，于是，大地失去了平庸，而参差却是一种奇美。”新疆与北京相距万里之遥，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的诸多原因，北京人援疆使命的实施难度可想而知。2010年起，孙晶岩的足迹遍及和田地区的三县一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师的各个角落，跋涉行程达数千公里，最终写出洋洋60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望胡杨》，全景叙写新疆现状并见证了北京人在和田的援疆岁月。

　　由于过去年代交通和信息的不便，内地人往往对新疆的前世今生缺乏基本认识，只是对其异域风情的偏远、神秘、落后怀有一种古老的，差不多是一些道听途说或想当然的定论。特别是近年来，新疆的暴力恐怖案件直线上升，一些内地人对维吾尔族人产生了误解。孙晶岩认为这种误解缘于陌生。她记得自己年轻时，曾有幸得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谆谆告诫：何为“田野调查”？就是调查者一定要进入到现场并且至少在那儿待半年以上，这样才有可能挖掘到“真东西”。此后孙晶岩成了一位“田野调查”的忠实践行者。为了展示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新疆，孙晶岩在“田野调查”的同时，深入新疆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研读史书，查阅资料，思考问题，还拜维吾尔族朋友为师学习维语，以便于与维吾尔族群众深入交流，熟悉新疆风土人情。她的种种努力，表现出了一种文化眼光和一位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作家对人文新疆的关切和理解。这些积累体现在写作中，丰富了全书的知识性，也赋予了《西望胡杨》一种新疆知识“小百科”的阅读价值。

　　和田古称“于阗”，是北京市援疆对口地区，而和田地区的面积比16个北京还要大。不仅如此，它还是世界历史上文明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一位研究和田文化的日本学者曾有过这样的结论：“在公元前1世纪后的1000年中，于阗王国是连接南方藏域文明、西南方印度文明、西方波斯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东方大中原文明的十字路口。”而另一面的事实是，和田属于干旱荒漠气候，年均降水量35毫米，蒸发量2480毫米，四季多风沙，干燥少雨，无霜期226天，不适合人类居住。《西望胡杨》从和田的现状追溯维吾尔族的由来变迁及民族融合，描写了昆仑山对和田绿洲的滋养，讲述了和田的玉石文化、丝路文化、长寿文化、风土人情，尤其是关于维吾尔族文化史、文学史、音乐史、民族变迁史的描述，以及有关新疆音乐的兴盛必然有文学因子的支撑、维吾尔族文学史是诗歌发展史，维吾尔族是一个重情重义具有丰富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民族的思考和结论，令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

　　孙晶岩曾经在大西北当兵，也曾是北京扶贫干部家属，对援疆干部及其家属的奉献与苦衷感同身受，常常自费为生病的援疆干部买营养品，与洛浦县的援疆干部一道为贫困的维吾尔族群众捐款，回到北京还常去援疆干部家中看望他们的亲属。于是，援疆干部也很自然地把作家当成知己，坦诚交心。作者可以如数家珍地叫出上百名援疆干部及其家属的名字，在这些北京援疆人的人生旅途中，和田绝不是匆匆而过的驿站，而是曾经付出心血洒过汗泪的疆场，是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如今，在北京的地铁站和公交车上，到处可以看到写着“时空画卷，绿洲和田”字样的巨幅摄影作品灯箱，北京与和田早已心手相连。

　　不可否认，近年出现了一些商业色彩浓重的报告文学，在采访过程中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看一看，主要是通过网络搜索资料获取素材，这种报告文学的质地必然苍白、单薄，浮浅，甚至虚假，有违作家的道义和良知。正如评论家李朝全所说的：“写报告文学，犹如作史立传，不能不慎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是要为历史留存档案，为时代立此存照，为人群作此画像。”孙晶岩为什么把援疆人员比作胡杨？其实也是一种境界与操守的自我写照：“这是世界上生命力最强的植物，有的胡杨上半截已经干枯，可下半截又伸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新叶。有的年迈的胡杨已经死了，可至死都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不肯放下高扬的手臂。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千年胡杨，吟诵着生命的绝唱。”而她正是用《西望胡杨》见证了北京人的援疆岁月，他们“就像在大漠深处拔地而起的胡杨林，胡杨不嫌弃土壤的贫瘠，不惧怕风沙的肆虐，不屈服于干旱的威胁，把根深深扎在大漠中，心手相连，根须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