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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的名义(张同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12日10:13 来源:文汇报 张同吾

  那是早春时节,我与几位承邀访问巴黎的朋友,乘坐游艇缓缓地行驶在塞纳河上。天上飘着濛濛细雨,水上荡着微微涟漪。我站在甲板上任细密的雨雾湿润了我的脸颊,仿佛也浸润着我的心。两岸都是古老的建筑,我们像置身于历史的框架中,游艇穿过一座座由大理石雕筑的桥梁,每座桥的造型都不雷同,每座桥上都有人物雕像,这是立体的艺术画廊,是鲜活的历史缩影,它们向世人证明,老去的是时间,而艺术却在时间里永恒。

  遥遥地可以望见巴黎圣母院高耸的尖顶,我有些激动,因为感受到融入文化内涵的建筑确有生命。昨天我走进了神话般的巴黎圣母院,镶嵌着金色花纹的大理石廊柱仿佛直耸天穹,巨大的乳白色的蜡烛燃着白色的光芒,祈祷的声浪和悠悠的木风琴声,让人感到静谧而神圣。它1163年开始建造,迄今已历经900多年的岁月沧桑,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曾在这里加冕。而这一切也许并不重要,对于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大约都因为这是一部书,它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不会忘记那个让人惊魂慑魄的情境,卡西莫多被捆在刑架上受到鞭笞,他凄惨欲绝地呼喊,围观者们却幸灾乐祸,美丽的吉卜赛少女埃丝米拉达提着一罐水,从容地走向受刑的卡西莫多,爱的精魂和人性美的光辉,照彻了人类黑暗的走廊。一位伟大作家,让法兰西拥有历久弥新的光荣。现在我站在塞纳河的游艇上,在与维克多·雨果相遇的时候,头脑中又出现另一位伟人的身影,80年前中国的文学大师巴金在巴黎,他在《<骷髅的跳舞>译者序》中写道:“有一次我冒着微雨,站在塞纳河望着‘圣母院’高耸的两个钟楼,踏着回家的路”,他买了一本叫做《骷髅的跳舞》的书,在一个春日的清晨,他拿着这本书在卢森堡公园的大树下静静地阅读,他说:“在这样和平的空气中,我的紧张的心情忽然宽松了。‘骷髅’在我的眼前完全没有了,我只记得首陀罗人的喷泉和草原”。“我知道那日子是会来的,为着全人类的喷泉和草原,是到底会有的”。我在思考,巴黎以怎样的文化语境,启迪他在春天般的年华有春天般的向往呢?半个世纪之后巴金重访巴黎,他站在卢梭雕像前沉思,回忆当年“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和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他说:“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重访巴黎》这篇短文最后的语言更是诗意融融:“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他想起46年前的一句话:“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是巴黎这座富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人文精神的城市,奠定了他讲真话的人生原则。

  我望着塞纳河蓝色的波涛浮想联翩:在法兰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充溢着强烈的民主意识,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才会有浪漫情调和自由精神,才会升起智慧之星,才会孕育诗歌女神,才会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的哲学思辨,对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多层面的启迪。于是一种文化奇观出现在上世纪的早晨:许多中国未来的政治雄才和文化精英,都在这里受到思想启蒙,开启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周恩来、邓小平、朱德、李富春、蔡畅、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蔡元培、巴金、钱锺书、林风眠、徐悲鸿、钱三强、冼星海等等,如此的星河灿烂,从巴黎升上了历史的天空。诗人艾青于1932年在纪念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篇《芦笛》中写道:“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支芦笛”,“我既爱着你的欧罗巴啊,/波德莱尔和兰波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在这里/芦笛也是禁物”,“在它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这是一种文化号角,跨越长天沧海,跨越时间与国度,在中国历史大潮中唱响。

  法兰西彩色的记忆,让我产生彩色的联想,人类的文化心理尽管有种种差异,却能在更高的层面上相通:我们热爱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莫泊桑、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和罗曼·罗兰,他们笔下那些鲜活的典型形象,都存活在几代中国学人和读者的心中。中法诗歌的传播与交流已逾百年,我们熟悉波德莱尔、魏尔仑、兰波、马拉美、艾吕雅、瓦雷里和阿拉贡,法国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自上世纪20年代始,便对我国诗人李金发、穆木天、艾青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他们的意象营造和隐喻象征,与我国许多精美的古典诗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196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去寻找古丝绸之路的遗踪,他在北京西山的桃源潜心创作了著名长诗《远征》,中国的文化源流和人文环境必然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今天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不久前举办了“2014·中法诗歌节”,中法诗人和学者云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进行学术交流。我在开幕式上致辞,结尾是:当下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生存课题,即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文化元素与生存环境的内在关系。诗歌作为精英文化和世界的良心,自应以其天职表现人对自然的敬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去寻找人类没有被世俗和功利玷污的童年,让优雅美妙的诗意,成为抚慰生命的摇篮。这种心灵的追寻是人类意识最深挚的表现。法国诗人魏尔仑在《智慧集》中有一句朴素的诗:“屋顶上的天空/这么蓝/这么平静”,就让哲学家加斯冬·巴什拉激动不已,他说:“在我的巴黎居室中,远离故乡的我产生了魏尔仑式的想象,往日的天空展现在这石头城上”。这与我国“宁静致远”的哲学理念相吻合,可以说唯有诗歌才是洗涤污浊的清泉,抚慰灵魂的琴弦。同样,我们应以诗歌的名义,呼吁:要尊重人的自由、个性与尊严,让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共同营造美丽的精神家园,要以诗的名义,扼制战争、恐怖、灾难和死亡,祈望世界和平。

  (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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