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城市主义者(李其纲)

评程小莹长篇新作《女红》

　　一个温情的城市主义者，就像一个温情的啤酒主义者一样，喜欢沫，喜欢夏夜无边的黑暗中泛起的沫，白色或灰色的海滩上，手握着的沫。沫是温情，温情如沫。

　　在程小莹的记忆中，或者，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的主体就是厂房、烟囱、机器。当他想赋予城市某种温情时，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如何赋予这些有着粗硬线感的厂房、烟囱，这些有着冰冷躯体的机器……以某种温情涂染，产生某种“沫”。

　　在布莱希特的“异化”理论中，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异化与机器对人的占领和掠夺直接相关。人创造了机器，但机器反而开始役使人。人成了机器的延伸，或者就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机器，是魔鬼，是魔咒。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旦机器拥有者的主体身份发生位移之后，机器的符号意义立即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机器，又摇身一变成为天使。这种对立的两极，显然都为程小莹所不取。他在《女红》中竭力还原出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实质上是本真意义上的人与物、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它朴素之极，又遥远之极。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像先民们与土地、与森林、与草原的关系一样。人与机器的对话，亦如先民们与土地、与森林、与草原的对话一样。

　　秦海花以及秦海花们与锭子交换过灵魂，倘若她们心情不好，她们纺出的棉花心情也会不好；小炉匠、马跃则对A513细纱机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血，机器上的开口销、圆锥销、圆柱销、槽销，任何一个销子的异动都会激起他们的心动，销子在他们心中，宛如每一棵树在森林中，每一棵草在草原上。在《女红》中，人与大自然的互渗(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认为自己通过神秘方式与外界相互渗透，并将其称之为“互渗律”)，衍变为人与机器的互渗。

　　程小莹的聪明与温情或在于：他既没有像叶芝、茨维塔耶娃那样，对机器表现出某种不屑和愤怒，也不像被罗兰·巴特所嘲笑的庸俗现实主义作家加洛迪那样，对机器进行盲目的热烈讴歌。加洛迪曾经这样写道：上半身倾斜着，不顾一切地扑向排铸机的键盘……快乐在他的肌肉里“唱歌”。可在巴特看来，这种对机器的盲目尊奉就是一种平庸。而程小莹也做到了对伤痛的“同情的理解”，他既不是叶芝，又不是加洛迪，就是站立在机器中，用眼光抚摸机器的一个人——就像先民们站立在土地中用眼光抚摸土地一样：这土地既给他欣喜，又给他劳累，但人离不开土地，就像人同样离不开机器一样。

　　作为一个温情的城市主义者，程小莹的眼睛，却只盯着这座巨大城市的一个区域。他省略了老城厢、石库门、亭子间，省略了淮海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省略了陆家嘴现代风情的高楼巨厦，省略了桃江路上从老别墅斑驳的墙壁上爬出的绿萝。他像一个部落酋长，只在他的领地逡巡。这个部落的名称叫杨浦，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大”字，大杨浦。在某些作家笔下，这是一个堆积着苦难与沉重的区域，但在程小莹的笔下，它是一个泛着啤酒之沫的区域，泛着啤酒独有的苦涩之味的区域。即便是抒写苦难，在他笔下，也有着某种轻盈而不是沉重。他写了一个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比如马跃，他下岗，他离婚，他孤独，但他始终亢奋地顽强地活着；他拉琴，他创业，他在这座城市制造秘密，也寻找秘密，他的快乐就是那些秘密，他在享受那些秘密时，他本身也成为一个秘密；比如北风，她在深夜里绷绒线而生发的那些感悟，有忧伤，但又不仅仅是忧伤，那是能比忧伤淌得更远的东西，有一种坚韧，有一种苍凉，更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超然。

　　但我以为，程小莹的温情肯定不是一条小溪的温情，那可能是一条江进入平野进入秋天后的温情。一种宏阔的城市气象同样被他摄入笔底，达到真正的圆融汇通。他不仅梳理了杨浦的空间地理，梳理了杨树浦路，梳理了定海桥复兴岛，他还敢于将那壮阔的弥漫的车流也纳入他的摹写中。这恐怕是艰难的摹写，惊心动魄的摹写，车流在北京路上奔淌，在四川路上奔淌，碰擦、疾驰、腾挪、犹豫、愕然、兴奋、紧张、把玩，所有的或者该有的人，作为人可能产生的情绪，似乎都在车流那儿得到了呈现。而一个巨大的城市综合体，所给予我们的，离散、异质、丧失距离、丧失边缘感的、迷乱的、无中心感的、多样化的……所有这些感受，似乎也找到了它的客观对应物。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小说叙述所建立起来的空间，不再局促，不再逼仄。

　　江之沫与啤酒之沫，就在这时融合了。它仿佛在说江的故事，也仿佛在说啤酒的故事，但又不仅仅是江的故事，不仅仅是啤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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