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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背后是大我(孙青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08日10:08 来源:中国作家网 孙青瑜

  杜怀超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儿,带着透明的纯洁,带着江苏某个村落的淳朴民风,来到鲁迅文学院,与我成了同学。每见他涩涩一笑,又白又嫩的脸上,总会一左一右同时现出两个酒窝,若带着假发,那定是百分之百的“娇媚娘”。可他走起路来,手像是终日不愿离开裤袋,一副故作老成的样子。不论何时,手插在裤兜里,便成了他的标志和特点。生活中傻乎乎的他,在文学上却是聪明的,一篇《苍耳:消失或重现》就足见他将生活中的聪明劲儿都挪到了文学思考上,他将中国传统诗学里的比兴手法借用到散文中,以物喻人,借物抒情。“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捡拾遗弃的果实。他们时刻担心自己迷路……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是铜墙铁壁般的戒备。”“在那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村庄的生死、内心的荒芜……猛然间,你会发现村庄里多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肥头大耳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苍耳:消失或重现》看似写苍耳之孤独,实际上暗喻自己之孤独,更是在写一个群体的孤独,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留守老人,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人生在世,哪个没有过被人忽略、蔑视或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感呢?

  或许一篇4000来字的散文写出有关“孤独”的思考并不奇怪,可是这种思考有没有写“滋润”?思考的背后有没有人?是干摆理,还是通过艺术的手法让思考滋滋润润地镶在文中再生动地“妙喷”出来?是单写自己,还是写出一种广度和共鸣?是将孤独感滞留在文本中,还是从文本之中生动地延绵到文本之外?这便是文学内在层次的区别了。

  而我之所以喜欢《苍耳:消失或重现》,正是因为它写出了一种抒情喻人的滋润性和妙悟的生动性。因为作者对孤独的思考没有停留在一己之心,他也没有用看似美妙的语言直说孤独,而是巧用了中国传统诗学里的比兴手法,“兴”活了一群人和一群人的内心世界。

  比是手段,兴是目的,就像中国哲学中讲的变通,变是手段,通是目的,而实际上变通和中国诗学里的比兴手法只是术语的一个变异。“比”说白了其实就是“变”,而“兴”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通”。用“比”的手段达到“兴”的目的,不如直接说,是变一种方式来打通文本内外、物我和天地、诗人与自然……说到这里就牵涉到艺术特质问题。

  什么是艺术?只有间接表达出来让人通过妙悟得到共鸣,才能称之为艺术。因为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离不开“象”,无论是物象、气象、事象、形象、景象……如果抽离了“象”这个中转站,中国古典文论几乎要瘫痪。正是因为象的存在,无论汉字、还是中国的哲学和其他艺术,都讲究“动态”和“正在构成状”,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性质。比如生动、灵动这些被我们通常用来形容艺术的词汇,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动”,一个“正在构成状”或一个“正在进行状”。而文本和符号是死的,汉字和八卦符号暂且不说,单说如何让这死文本在传达的过程中再活起来?说到这自然就进入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思维传统——比与兴。无论是借物抒情,还是借物喻人,中国古代诗人正是通过“比”的手段,让人与自然产生了类推关系,从而用极少的文字便打通了物我、兴活了天地、连通了自然与诗人……这便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魅力所在。

  杜怀超的这篇散文之所以能让读者认可,就是因为他巧借了一种具有类推性质的物象——苍耳。“我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耳苍耳,苍与耳,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原本是伧,伧人,粗鄙的人。”从而通过苍耳被遗忘、忽视,甚至厌恶、鄙夷的生存状态,与人的生存状态产生了类推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类比性和联系性,从而巧妙地让文本中所表达的孤独感进入一个正在“构成着”的状态,从文本之象中一直生动地延绵到文本之象外……说白了还是借物借的妙,用一株又一株的苍耳打通了物我、妙合了内外,让文本以最少的文字牵活了一群人又一群人,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孤独和无奈。

  或许生活中的杜怀超与文学中的杜怀超,正如父亲生前常常教导我的那句话:“为人要直,作文要曲”。那傻非傻也,那精也非精也,那傻为了这精,这精便有了那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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