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兄”王凯(吕铮)

　　2011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我国南方五省遭遇寒潮灾害，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公布，全国6000余万亩耕地受旱，沪渝两地试点开征房产税。但这些大事在我的心里，却都无关紧要，现在的世界日新月异，不断更迭的巨大信息流让我们如同填鸭，异常饱和。而那年上鲁院的经历，却让我念念不忘。

　　鲁院是个学府，是个建筑。人们总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走茶凉。但鲁院却是人走茶不凉，人气越聚越旺，究其原因，是因为前人喝的茶，有后人续杯，在这里待过的人，都被文学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连在了一起。我认识王凯，就在那个时候。

　　有人说写印象记啊，不必对作者做太多介绍，但对于王凯，我却要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名字太俗，当初我将他名字输进手机电话本的时候，就无情地将一个与他同名朋友的联系方式覆盖了，造成至今我再没找到人家。

　　初见王凯，觉得有距离感。我虽然是个“80后”里最靠前的人，但毕竟区别于“70后”。王凯不到40岁的年纪，却长了一张着急的脸，说话的风格，走路的姿态，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称呼“愚兄”，都让他迅速与年轻这个词语剥离。惟有在鲁院开学典礼上，他发言前稿纸掉落时那手忙脚乱的样子，证明他还年轻。他是军人，与我警察的职业背景相似。我们都曾经在围墙禁锢的学校中虚度青春，在刻板的工作中埋藏火热。但相同的经历却反而让我们有了距离感，也许是彼此刚刚脱离了单位的刻板，都不想再和相似的人待在一起。所以在开学初期，我与张楚、冯啸然、郑小驴等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却与王凯缺少交集，只是偶尔在楼道擦肩而过，用轻轻点头的方式打个招呼，而他随口叫我一声“贤弟”，仍让我不寒而栗。

　　鲁院为了便于管理，在每期建立一个临时党支部。王凯作为“鲁十五”的党支部书记，在班务会上拥有吆三喝四的权力，而我作为组织委员，只得常常以缺席作为变相抵御。在第一次班务会上，王凯和张楚的形象我至今铭刻于心。王凯手持香烟，高抬下颚目视远方，而张楚则俯首嬉笑，不时用手拢着垂下来的中分，让我顿时想起了儿时黑白片中太君与汉奸的经典形象，忍俊不禁。而在日后我却渐渐发现，这对太君与汉奸，却是文学圈里的两个高手，一个是军营翘楚，一个是燕赵奇侠。所以“人不可貌相”，我姥爷告诫我的话一点没错。

　　在鲁院的研讨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王凯的小说《终将远去》，故事从一个连长的视野展开，一个领导、一个兵，一段尘封的往事和一个夙愿，军人特有的喜怒哀乐，从摇曳闪烁的火苗直至野火烧山，一个个场景让我身临其境，一句句对白让人感同身受。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个写长篇的快手，有时抽风发狠一个月就能写出10多万字。但面对王凯的文字，我在一瞬间感到了自惭形秽。我想起了《当代》杂志的石一枫编辑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你要是写得快，就别指望读者看得慢。我被王凯的文字折服了，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自信永远年轻他几岁，但我不确定自己在他那个年龄会不会拥有那样富有质感的文字。我想，也许是军营特有的生活质感给了他文字中的灵与肉，让他拥有了为一名普通军人代言的神圣资格。

　　看书，我很少流泪，因为我的职业特性注定，我是一个冷血的执法者。但在阅读王凯小说集《指尖的巴丹吉林》的时候，我却数次流泪，因为他笔下每一个富有充沛情感的故事中，都有着人类共通的东西，那就是爱与善良。

　　鲁院毕业的时候，王凯牵头编辑了一本名叫《我们》的图书，“鲁十五”所有同学的文字和照片都留在了上面。王凯说，这本书大家都不会常拿出来看，留着就好。这句话，不幸应验。毕业会餐时，同学们围拢在一起，猛烈地碰撞轻薄的高脚杯。大家都热泪盈眶地说，后会有期，但至今，绝大多数同学的后会，都遥遥无期。《我们》这本书，至今还珍藏在我书柜里一个特殊的位置，那是我们2011年一段逝去的青春，也是我留给自己的一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珍贵纪念。记得当时我们还留给了鲁院一个礼物，一个刻着我们每个人姓名的地球仪，后来有个同学戏言，那个礼物的含义是，文学是个球。

　　如今，我和王凯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关系上讲，算是莫逆之交，从面相上说，算是“忘年之交”。在去年的全国青创会上，我代表公安系统参加，又遇上了王凯。在开幕式上，他作为军队作家代表在主席台发言，我在人群中默默注视着他，亦如鲁院开学时初次在人群中注视他一样，心生感动。一晃三年，时间在堆积中消逝，驶去的列车永不再来。我恍惚觉得，王凯身着笔挺的军装坐在发言席上，又仿佛是在“鲁十五”的诗歌之夜，和我们全体同学大声朗诵那些美好的诗歌。

　　毕业至今，王凯结婚生子，后继有人；变换岗位，从机关干事成为专业作家，如愿以偿，一切都顺风顺水。我撰写的几篇小说，也都会第一时间发给他，让他帮助修改指正，他都会如兄长一般细致认真，像基层主官一般不留情面。而这些，恰恰是我最需要的直率和坦诚。

　　我庆幸有他这样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直率、内心火热，将青春深深掩藏的西北汉子。祝他一路顺利，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昂首挺胸，踢出响彻的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