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利亚》：真诚讲述历史记忆(公仲)

　　我以为，当代新世纪小说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在向历史的纵深度掘进。毕竟大家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那60年风风雨雨、激情岁月的历史记忆，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发酵，井喷似的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了。当今的人们似乎都出现了一种莫名的历史紧迫感、使命感，亟不可待地想要把沉积在心底的历史记忆捧出来，敞开心扉，讲出真话。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是这样，于疆的《苏北利亚》也是这样。

　　《苏北利亚》(花城出版社，2012)是纪实性的散文作品，与虚构小说不同，书中内容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刚满20岁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被政治风暴席卷到号称“苏北利亚”的滩涂劳改农场。他“在这海边上挖过河、背过纤、筑过海堤、建过盐田，一干20多年，就是没见到过海”。他可以与牛群同眠，“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被派每日去抬难友尸首，到荒野挖坑掩埋。这种差事竟被众人羡慕嫉妒，只为半夜归来，可分得一勺豆饼羹吃……现在，写这种苦难生活历史的作品已不算少了，也真的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同情、激愤和反思。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的境界更高远，跳出了当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窠臼，从客观公正的视角，用清醒、机智、冷峻、不无黑色幽默的笔调，以坦荡、宽容、豁达的胸怀，对漫长的非人炼狱生活，进行了精细的人性剖析和理性的人文思考。在那恶劣环境下，特别是在劳改场所，藏污纳垢自不必说，人性弱点暴露无遗，但作者都能理解和谅解，比如书中的“‘沙威’之死”，狱政干部杜德莱还真像《悲惨世界》里的警长沙威。他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因发现作者日记中有几句批评“大跃进”的话，加判他管制3年。可“他最后好像是被他曾经管教过的右派同化了”，也像沙威警长一样良心发现，最后竟自杀身亡。作者说：“对于杜德莱，我选择了原谅，虽然他加给我3年管制，因为他和沙威一样，是在尽忠职守，他没有错。”

　　作者还在结尾特别写到右派改正的经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右派“改正”虽已提出，但阻力仍不小。作者从自己的母校写起，写从领导、老教授到一般的同学、职工，如何关心、帮助他“改正”。作者回忆，当年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热情接待了他，留他在家吃饭。随丈夫去北京后，她还来信介绍作者去找人帮忙安排工作。当年的校长已任教育部副部长，也关心作者，建议他留校。一位老教授在临终前，特地叫作者到床边，对他当年的遭遇和自己的做法表示真诚的遗憾痛心。这林林总总洋溢出人性的关爱，表露出可贵的忏悔意识，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尽管作者被下放时才满20岁，却能处事不惊，在押送途中，还巧妙地拍照寄送给女友，留下“密码”。劳改中，很多人忍受不了饥寒、刑罚、屈辱而发疯、逃跑、自杀，可作者却甘受其苦，无有他念。他坚信这种日子不可能长久，“我的优势是年轻，要耗日子还能耗得起”。作者爱读书，入狱匆忙，他只带了一本《克鲁泡特金自传》，被没收后，他就四处找书换书读。为借读一本英文版的《战争与和平》，宁愿送去仅有的口粮两个窝窝头。作者还记日记，他的日记多次被查抄，并因为日记上的几句话加判刑。但1979年秋天，他离开苏北利亚时“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本日记”。书是作者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日记记载着他的信念坚守和理想追求，其中更有对历史的反思。他信奉着托尔斯泰的话：“可怕的不是苦难和死亡，而是那允许人们去造成苦难和死亡的原因。”作者在书的结尾最终道出了肺腑之言，“为了中国人子孙后代的幸福，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时刻警醒着，记住，再也不能选择健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