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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长篇小说《飘窗》:是现实,也是寓言(乔世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08日09:06 来源:中国作家网 乔世华

  对市井生活进行精雕细镂式的书写,是刘心武小说一直以来所擅长的方向。在文坛沉寂十余载后,刘心武近日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飘窗》(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一如其从前的长篇小说一样,再一次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小说《飘窗》借助退休高级工程师薛去疾的交际圈而串连起从有头有脸的风光人物到无知无识的贩夫走卒等五行八作,这里有身份不明、黑白两道统统吃得开的巨商富贾,有依然眷念“文革”的造反派,有为争取副部级待遇而不断钻营的教授,有在西方寻梦碰壁后铩羽而归的诗人,有拿唐诗来装饰自己话语的歌厅小姐,有张口闭口“钱不是问题”、“我们有人”的腐败分子,也有文学青年、自主创业的海归、失地上访的农民、物业电工、台湾商人等等,这些身份各异,社会地位、职业、年龄各有不同的人物在小说中的功德南街上来往亮相,共同构成了这幅多姿多彩的都市风情画。同时,这些人物也与刘心武之前的《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小说中对都市三教九流人物的书写具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与承接性。

  小说中的“飘窗”是薛去疾冷观市井众生相的窗口,也是刘心武观察社会世相而巧妙截取的横断面,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至为生动活泼的社会书页。《飘窗》传递了当下社会的诸多信息,颇爆了一些“猛料”,比如“铁人”对向自己进贡者的非法生存予以照应,官员假手“中介”招募人员转移资产,火车票贩子与相关部门人员内外勾结,给餐馆送酒水者对势力范围的划定与争夺,某些地方政府以政协委员头衔赠与前来投资的华商,相关机构对上访人员的围追堵截与遣返……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隐疾。

  小说《飘窗》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很强的悬念。麻爷的前保镖庞奇再度出现在功德南街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一年前离开时曾发下的“若回来,要杀人”的恶誓,他究竟会选择谁为复仇对象?不但所有和他有过瓜葛的人都惴惴不安,就是读者也迫切地想解开这个心头谜团。作者张弛有度地将前因后果细细道来,并不断节外生枝,加重悬疑的色彩,推动读者去分析探究情节进展、推敲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薛去疾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庞奇消失的这一年里究竟都有哪些作为?庞奇和冯努努的恋情结果如何?麻爷是怎样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有着浓厚“文革”情结的无依无靠的何海山与在底层挣扎的姿霞夫妇究竟因何、又是怎样形成了联盟关系?钟太太、钟力力母女与负责城管的王领导是否是一家人等等。这其中有的疑问可以从作者不动声色的前铺后设中、从小说隐而不言的蛛丝马迹中得到答案,有的则成为了小说永远的留白。

  小说的结尾让人大跌眼镜:获得平等、公正、尊严、正义等思想灌输而幡然醒悟了的庞奇,最终复仇的对象竟然既不是勾结贪官、联络奸商,损害百姓利益的麻爷,也不是和麻爷沆瀣一气的歌厅妈咪糖姐,更不是挤兑走庞奇而成为麻爷眼前红人的雷二锋,却是他的精神启蒙导师薛去疾。这个结果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甚至让人感觉到像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结局的那种冷幽默。《飘窗》中不做主观评判的写实态度也正与法国新小说保持和使用中性词汇,以求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世界真相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薛去疾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本是人生百态的旁观者、社会时弊的清议者、传播真理的启蒙者,可也是道德沦丧、精神滑落、资本横行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栖身之所,他不得已向麻爷屈膝下跪;但他最终却要为日下的世风、人们丢失的尊严负责,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薛去疾之死隐喻性地道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而他的死是否就能真正为社会顽症“去疾”了呢?这个人物的命名以及他那可叹惋的命运都意味着《飘窗》不仅仅是写实的,还带有寓言性书写的意义。再如风尘女子微阿,在迎来送往客人时会不时无厘头地吟诵上两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类的唐诗;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靠拳脚生活的保镖庞奇,却对《悲惨世界》《简·爱》《呼啸山庄》《欧也妮·葛朗台》等西方文学名著无比热爱。这都与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追求等显得不相符合。但事实上,文学传统的薪火、人文主义的思想却真正地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得到了“传承”,这与一直以清高自居的薛去疾向自己曾经鄙视的麻爷下跪一样,都呈现出这世界不可理喻的荒诞一面,同时也映现出“传统”、“启蒙”在当下的式微与尴尬境遇。显然,《飘窗》并非纯写实的,更带有作者对现实的某种戏谑和暗讽。

  刘心武从前的小说如《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都有着具体的时间背景,同时往往流溢着十足的京味儿。而《飘窗》则有意识地对所书写的时间与地点进行了模糊处理,小说所写的只是一个不知其详的大都会当下几年的事情,但从小说结尾对功德南街“不知是几多年以后”的变迁交代来看,这又好像是在书写遥远的从前。作者如是处理,显然是其对《红楼梦》地舆、邦国、朝代、年纪失落无可考写法的师承;而小说中诸多的留白,也是对《红楼梦》等传统小说草蛇灰线技法的运用。尤其是曾经脏乱差也曾经藏污纳垢的功德南街,最终在大都会的地图上彻底销声匿迹,被一座崭新的城市森林公园取而代之,更像是对“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升级换代。

  刘心武小说写法上的变化不仅仅是其对心仪的传统经典的致敬,同时也意味着其长篇小说创作心态上的某种调整:之前,刘心武有着站立时代潮头,以小说为时代、为地方写真纪实的雄心,其对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之类古老建筑与街巷的凝注不仅有打造文化地标的意义,也有对历史沧桑感的追求。而今天,刘心武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任何试图以文字来对纷繁芜杂的时代、同质化成长的都市进行穷形尽相书写的努力,都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长篇小说只能是我们透视时代与社会的一扇“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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