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者的见证(胡磊)

　　我与柳冬妩常聚友于路边酒肆，把茶盏酒，纵谈古今，而话题总离不开文学评论。柳冬妩从事打工文学创作与研究二十余载，书窗红烛，精研深思，从一名打工青年成长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历程，与“打工文学”的兴起同频共振。“打工文学”的命题滥觞于上世纪90年代初，如今这一概念伴随着“底层”“民间”等孪生概念成为基本的社会化生存方式。打工阶层身份的转变，柳冬妩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个案。这个当代中国本雅明式的大学之外的流浪学者，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莞工厂打工，后被东莞文联收编。如今，柳冬妩的打工命运早已彻底改变，他加入了中国作协，评上了二级作家，当上了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兼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市青年诗歌学会会长、东莞理工学院兼职教授。他的家乡安徽霍邱，为他和徐贵祥一道设立了“文化名人工作室”。

　　我一直认为艺术直觉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基本的素质，但这种素质也不是完全可以靠后天培养的，它需要那么一点天赋。柳冬妩读小学即开始写诗，读初中时即开始研读艾略特的著名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读高中时即狂爱尼采和海子，学习偏科，直至落榜。柳冬妩那时订阅了《诗歌报》，曾两次到《诗歌报》编辑部“朝圣”，无钱住旅店便“借宿”在安徽省文联的楼顶。1994年，在高中毕业两年之后，他的诗歌终于登上《诗歌报》月刊。在他家里的书柜上，我看见他当年订阅的《诗歌报》一份也不少地安放在那里，他的妻子一次想把那些报纸清理出去，性格温和的柳冬妩大发雷霆。那发黄的报纸上，浓缩着柳冬妩一段不会发黄的文学记忆。在柳冬妩身上，我们发现文学与文学批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更是诗人批评家与自身在命运层次上展开的持久对话。

　　柳冬妩的“打工诗歌”几乎与他的打工生活互为印证。上世纪90年代 ，柳冬妩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他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诗刊》，1995年第5期)，被评论界誉为“打工文学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的一个重要标志”。他遵从生活现实与个人感受，力求为自己复杂而微妙的个人体验寻找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城市打工一族的现代性身份焦虑，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被“试用”：

　　三个月／拉开的仅仅是序幕／试用期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从一个日子抵达另一个日子／像从一棵树抵达另一棵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打工的人不敢一叶障目／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分钟／每一天都是一张考卷／每一分钟都是考卷的一道题目／打工的所有岁月／其实都叫试用(《试用》)

　　命运的鞋／把我拖来拖去／每一天都是漫长的过程／从一个槽／跳向另一槽／不断地重复着别人和自己……／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槽／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不断地向里面加入／阳光、水和美好的事情／只有这样／力量的源泉才不会干涸／打工的岁月才能让人回味无尽(《跳槽》)

　　这是带着自省和自嘲的生命书写，“命运的鞋”带着茫然，也带着对“美好事情”的憧憬，一起奔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异乡行走∕我用双脚承载着自己这个包袱∕心已饱和∕生命中的轻与重∕人世间的爱和恨∕都让我再难以忍受∕但仍不选择抛弃”(《《超载》，载《诗刊》1997年第10期)。这是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人世间的爱和恨”，包含着一个行吟者的激情与破损。所谓“打工仔”亦属漂泊者和行吟者。既然漂泊和行吟，就产生了怎一个“打工”了得的无穷无尽的忧郁、不安、憧憬和期盼。在《棒槌》(载《诗刊》1996年第1期)一诗里，柳冬妩描写了离别亲人外出打工时的情景：

　　最后一次槌打我的衣服／水面旋出一个又一个涟漪／波光粼粼里／传来无穷无尽的温存细语／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最后一滴水慢镜头掉下来／我看见晃了又晃的枯枝／飘落水底／／我走了／母亲以最大的视角／把目光的网撒向远方／也捞不到我的身影／日后空荡荡的岁月里／棒槌将用更多的时间沉默不语

　　农业文明直接过度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之急速，无疑会带来诸多的不适应与副作用，带来更多的“沉默不语”。正如柳冬妩在《端盘子的少女》(原载《诗刊》1997年第10期)中所写：“盘子在冥冥的情绪里／记得那首关于盘中餐的古诗／亭亭娇美成一株青禾时／在即将举起锄子的春天／一阵风把她连根拔起／远离了故乡的日头／以及和风细雨／／盘子在城市的宴席上保持沉默／接纳何种味道／身不由已……／端盘子的少女后来被盘子端起／刀叉从一个个日子伸过来／许多场景在寒光中成为过去／残存的时光化为果汁／覆盖不住盘子冰凉的躯体……／盘子滚动／倒掉城市的酒气／载着少女回到村庄／盘子明亮如镜／少女在镜中无声地逼视自己”。这样的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被盘子端起”的超现实书写，写出了人本性的欲望与现实生活的冷峻。这可能是整整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共同命运。

　　与“打工诗歌”创作相比，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真正奠定了他“打工诗歌”理论阐释者的地位，因此也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从1995年写下第一篇“打工诗歌”评论《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到2006年出版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作为“打工诗歌”的亲历者，柳冬妩真诚而果敢地肯定了“打工诗歌”的价值及其延伸意义。

　　正如徐敬亚如评述的那样：“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可以称作一位勇士。正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诗人杨克也曾经指出：“也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柳冬妩为打工诗歌大批量立论，打工诗歌这个名词一时间风靡神州。”柳冬妩的评论对打工诗歌的发展确实具有一种坐标作用及前瞻性意义，他力图对“打工诗歌”给出一个新生艺术范畴的基本框架和边界，试图确立一种可供评价的规范体系。尽管这期间外界对“打工诗歌”的命名和定义饱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敏锐的诗歌批评和对这一定义在学理意义的精神对接。

　　偶尔我会好奇地发想，是哪些特殊因缘促使柳冬妩从诗人转身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而且是选择一个云谲波诡无章可循的打工文学的研究区域。他的批评文字最早肇始于他的诗歌评论，他的整体性文学评论是从诗歌评论起步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对“打工诗歌”的剖析与梳理。新世纪以来，他对“打工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和深度研究。2009年，他独立主持的“打工文学”研究课题先后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和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2010年出版了专著《内部的叙述》，进一步研究“打工诗歌”与“打工散文”。 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其70多万字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作为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这是一部关于当代打工文学研究的全面开拓之作，其对打工文学研究的纵向开掘及横向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该书对“打工文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研究内容丰赡开阔，既有对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阐释，如对重要的打工作家，如林坚、王十月、郑小琼、张绍民、谢湘南、戴斌、曾楚桥等都有专论，也有对传统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论述；既有对国内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研究，也有对国外有关打工文学背景的比较；既有关于现实主义写作的若干质疑，也有对打工文学创作与底层写作等问题的理性回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年来打工文学的总体面貌及其特征，成为考察当下中国打工文学最权威的重要著述。这部专著体现了柳冬妩作为青年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凡才情。他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深入揭示打工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剖析和梳理打工文学所包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思想命题。该书在思想体系上是对其之前所有论述的一次集大成与整体的呼应。

　　“打工文学”这个崭新课题，在柳冬妩的笔下被剥丝抽茧般地展开。柳冬妩更多的是通过对作家的文本分析，来把握打工文学的文学特质。他对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寻根团》，曾楚桥的《幸福咒》、戴斌的《深南大道》、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等打工小说，以及大量的“打工诗歌”“打工散文”都进行了文本细读。柳冬妩的文本细读，受到了“打工作家”们的尊敬。柳冬妩对“打工文学”的所有分析均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他通过对打工文学代表性文本的跟踪性阅读和个案分析，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对打工文学的创作个性、群体优势及其演变态势进行共时性的反思与梳理，力求寻找当下打工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揭示打工文学的文化身份、发展脉络、价值取向和文本探索的现代意义。

　　从打工诗歌创作到打工诗歌评论再到打工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柳冬妩的文学批评中烙上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的“打工文学”评论对中国农村、农民工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性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追问，打开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从乡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为我们把握城乡中国的复杂思想状况和现实境遇，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认知路径。因为农民进城打工，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有九十万个自然村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这其中包括柳冬妩家乡的那个自然村，那个方圆几里的村落像《百年孤独》中的马贡多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柳冬妩曾萌生为故乡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并想好了片名《最后的村庄》。现在，故乡已经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给他留下了一口老井——龙井。柳冬妩在今年第二期的《作品》上发表了长篇散文《龙井》，刻骨铭心地书写了一个传统乡村的解体。正如他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的后记中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以加速度前行的时代，后乡土中国呈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形象谱系，超过了马尔克斯们的想象力。面对当下复杂的城乡经验，“打工文学”对后乡土中国的书写，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打工文学”有着继续生成的可能性。

　　柳冬妩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和价值体认，成就了一个发生在特殊情境中庄严的文学批评样式，正是他二十余年来力所能及持之以恒的推动，把一个平凡的文学生命和一个不平凡的文学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著名音乐学家田青在谈到小泽征尔评价《二泉映月》的一句话：“这种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我想，同样面对柳冬妩这样的“打工文学批评家”“打工作家”，以及他们身后的浩浩打工群体，中国人应该给他们立一座特殊的纪念碑，对打工文学我们要保持内心的一份敬意。在一个娱乐至死与势利过剩的时代，还有人还真诚地热爱微不足道的文学，同情和理解卑微的打工文学，这是我们时代社会开明进步的表征，也是文学艺术根深叶茂的基础。柳冬妩以其在场者的批评论述影响了当代打工文坛，在与“打工文学”的同步进取中，既具有一种随行者的见证性，又具有一种先行者的前瞻性。从而获得了自己的相当价值，并为其他的“打工文学”评论所难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