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卞毓方)

——季羡林与乔冠华留学德国

　　1935年8月31日，作为清华与德国方面签定的交换研究生，季羡林偕乔冠华同车赴德。

　　是年，季羡林24岁，乔冠华22岁，论年龄，季羡林是兄长；然而，论学籍，乔冠华却比季羡林高一级，是学长；论身材，也比季羡林高半个头，乔一米八三，季一米七二；论经历，更比季羡林丰富多姿，乔冠华是心怀大志、不按常规出牌的激进分子，光中学就被开除过三次，大学，他先读国文，后转哲学，一度和老乡兼革命家的胡鼎新(乔木)走得很近，毕业后东渡扶桑，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哲学，终因赤色嫌疑而遭“驱逐出境”。季羡林乃老实巴交之人，中学、大学，一贯死读书本，毕业后回济南教了一年高中，如是而已。

　　说到德文，则是季羡林的强项，君到德国去，要说德国话，季羡林在清华念的就是德文专业，当然得天独厚。但到了德国才知道，他在清华学的是哑巴德语，比乔冠华强也强不到哪儿去，两个留学生，一对难兄难弟，不得不先到柏林大学作德语强化补习。

　　那一阵子，两人一起用餐，一起上学，一起游玩，一起访友，有时甚至在一起睡，亲密无间，几乎形影不离。

　　季羡林1935年9月19号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我前天把表送去修理，昨天同乔找错了地方。但他居然认为是他自己的票，表当然拿不到。今天又去，仍然找不到。过午又去，他才说票恐怕不是他的。我只好去找汪，他陪我到去过的那个铺子，一拿就拿出来。

　　这番话，我初读时，把文中的“他”理解为乔，因此怎么也搞不懂下文的“票”是什么意思，后来查季先生的《留德十年》，才弄清这个“他”，指店铺的老板，“票”，指店铺开的收条。

　　10月6号记：“起来吃了点东西就去访乔，同赴Schoneberg，访马耸云，到了稍坐便同去Wannsee(婉湖)去玩。Wannsee是一个大湖，四周树木，如一列青山，湖里白帆船来往，水极清，景极美。中有一半岛，礼拜堂尖顶露于群树上，宛如北海白塔，东北望如西湖。今天天色阴沉欲雨，人极少，走在湖边的大松林里，踏着柔软的土，恍如置身深山中，想不到柏林会有这样好的地方。”青春作伴，异域妙景，宛然画图中。

　　10月19号记：

　　“又回乔处，正在吃着面包的时候，马来了，我们一齐吃，吃完了，又开始闲谈起来，我们谈到国事，我觉得中国唯一出路是解放农民平均地产，但实行起来却也不容易，因为中国人坏，无论什么到他手里都会变样的。”

　　10月20号记：

　　“回到乔处闲谈，一会儿赵九章也去了，又大谈起来，大体谈的范围不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非常痛快淋漓，一直谈到十一点半我才回家。”

　　诸如此类，还有好几处。对于季羡林，这是一个开拓性的话题，他虽然是农村出身，但六岁就离开了，对于农村的实际状况，农民的艰难困苦，不甚了了。季羡林从前考虑得最多的，不外是文学啦、家庭啦、个人出路啦等等，迨至到了国外，国家背景立刻凸现出来，他也把眼光投注到国事。

　　10月25号记：

　　“十二点出去，外面正下着濛濛的细雨，在附近等到了乔，回去吃饭。吃完了又到乔处，照例吃糖读杜诗--杜诗真有不可及的地方，那种雄健的魄力实在惊人。”

　　10月29号记：

　　“吃过晚饭后，又照例同马到乔处闲谈，一谈谈到十一点，才回家，在柏林居然找到能在一起谈话的人，也不容易。”

　　“同声好相应，同心自相求。”这是要引乔为知己的了！

　　大学时期，两人既非同系，又非老乡，绝无来往。但乔冠华往清华园一站，那鹤立鸡群、踌躇满志的形象，却是深深镌刻在季羡林的心上。晚年，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如今，在柏林，季羡林和乔冠华朝夕相处，认识得以具体而深入，他在10月11号的日记中写道：“乔人还不坏，唯好大言，对别人还可以，对我大可不必，因为你有多大本事，我一眼就看透了。”

　　“人还不坏，好大言”，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乔冠华天生狂放，恃才傲物，尝言“天下文章李、杜、乔！”--不知道他当季羡林的面说过这句话没有？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乔冠华一生得力于他的这种气质，也吃亏于他的这种气质。玩“穿越”的读者，此处可听到他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仰天大笑，彼时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全世界聚焦的红色英雄；也可听到1953年李克农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对他的忠告：“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至于说“你有多大本事，我一眼就看透了”，则未必，恐怕更多还是季羡林的自我感觉。

　　补习班结束，根据德方指派，季羡林去了哥廷根大学，乔冠华去了图宾根大学。去了以后学什么，季羡林一开始犹豫不决，一会儿想研究德国文学批评，一会儿想研究中国历史，一会儿又想读希腊、拉丁文，换来换去，足足耽误了半年，最后才锁定梵文为钻研方向；乔冠华不存在选择，他攻读的是轻车熟路的哲学。

　　分手前的10月3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叙述：

　　“同马、赵回到乔处已经九点，又开起座谈会来。从单人起，一直谈到中国文人的气节，谈到十二点才分手，可说痛快淋漓之至。这是在柏林最后的一夜，最后的一次畅谈，我仍然说，在柏林愚妄氛围中，能得到这样的谈友，也真算不坏了。”

　　到达哥廷根的当天，季羡林的耳边还回响着乔冠华的临别赠言，日记说：“到了德国后，看到许多离奇古怪的留学生(笔者注：多为国民党的官二代)，他们简直不念书，昨天乔对我说：'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真的，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他们不但空空如也，且骄气凌人，非常令人讨厌，非干一个样不行，不然简直辜负了这两年时光，也对不住自己。”

　　三天后，季羡林接到乔冠华托人捎来的信，告诉他在图宾根的待遇，德方只管房钱和饭钱，其余自理。乔冠华不在乎，他有家庭后盾。季羡林不行，幸亏哥廷根方面还好，经费按事先商量好的数字拨给。1935年12月14日，季羡林接到乔冠华寄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大为感慨，“好久没读中国文艺了，”他说，“现在一读到，有说不出的味道。”礼尚往来吧，尔后，季羡林将国内储安平几次邮来的《文学时代》，也都转寄给了乔冠华。1936年6月3号的日记又记：“早晨作梵文习题，写给叔父一封信。十二点到邮政局去，寄十马克给冠华。”不知这十马克是什么意思，是还旧账？是资助？存疑。

　　1937年2月19日，季羡林接到乔冠华邮来的一张明信片，告知已完成博士考试(其实只是完成论文)。这真是奇迹！到德国，满打满算才一年半，简直不可思议！季羡林想替朋友高兴，却又高兴不起来，他有点吃醋？是，也不完全是。

　　次晚，他借日记表露：“这两天是我思想最痛苦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生平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种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我总觉得我应该比别人强，应该比别人先走一着。倘若别人比我先走了，我就不痛快。昨天听到X作了考试，心里就立刻不安起了。倘若我这样骗，也可以骗到手，但自己又不。然而别人骗到了，却又不痛快，这矛盾我不能解决。其实一个考试也算不了什么，我自己所要的是真学问，是历史上的地位，然而话虽这样说，心里终于仍然不痛快，于是就来了彷徨，我要随波合流骗一骗回国呢？还是立稳脚跟求真学问达到自己的梦呢？最后终于还是第二个占了胜，于是心境泰然，到现在我才知道成圣成贤全在一念，然而这一念却并不容易得到啊！”

　　乔冠华的博士论文，研讨的还是他在清华业已驾轻就熟的庄子。季羡林认定此举是糊弄洋人，骗取学位。此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季羡林不知道，在图宾根大学，乔冠华不光继续攻读哲学，还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军事科学、欧洲战争史，以及军事地理的研究，值此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一颗骚动的心，已经听到了大时代的呼唤，他要抓紧时间，结束在异域的学业，回国参加伟大而神圣的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18日，乔冠华到哥廷根看望季羡林。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季羡林的留德日记中。返回图宾根，未久，他就像当年胡适那样，等不及拿博士证书，就取道巴黎，踏上了归国的长途。不同的是，胡适是为了就北大教授的高位，乔冠华是为了投身革命洪流。当是之时，季羡林显得进退两难。一方面“恨不能立刻飞回故国，在那一个大生命里活一活，不管这生命带我到死或生”；“一走到街上，我仿佛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大问号，问我为什么不回国去打日本。我简直恨不能地上生个洞钻了进去了事”；一方面又认识到自己不是搞政治活动的料，自己的长处只是钻研学问，自己的报国之志只能通过学术来实现。“古人说：'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并不是怕死，实在也应该考量考量，让这一个死来得有意义。”

　　两位好友，因志尚不同，从此走上了不同道路，但是，他们做出的斐然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我想，他们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