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个成语———阅读经典作品之感(曹文轩)

曹文轩

《经典作家十五讲》

　　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生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

　　由于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的生命冲动，人类今天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空虚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唯一缺憾就是它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而这一思想的最后表述是由纳博科夫来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故弄玄虚”

　　要体会这个成语，可以回味一下两个早被谈得起了老茧的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镜子”是博尔赫斯小说中一个常见的意象，在博尔赫斯看来，镜子几乎是这个世界之本性的全部隐喻。“镜子从远处的走廊尽头窥视着我们。我们发现(在深夜，这种发现是不可避免的)大凡镜子，都有一股妖气。”更糟糕的是，它如同父性一般，具有增殖、繁衍的功能。博尔赫斯一向害怕镜子，他说：“我对上帝及天使的顽固祈求之一，便是保佑我不要梦见镜子。”

　　我同意这种说法，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更值得我们去注意。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玄想——故弄玄虚，我们是否应该得到一些启发：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启动自己关注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的功能？

　　“坐井观天”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向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另样的结果。

　　什么叫文学？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观天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红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革”。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革”，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戴帽子游街的“文革”、批斗的“文革”、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实，不同人的“文革”是不一样的。那时，我才11岁，刚上中学。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到上海去串联，路途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老师于是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找谁。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各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下面还有很长的故事，我不再讲了。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留给我们“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他在这些细小的物象背后，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