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那一丝阳光——读阎雪君长篇小说《桃花红杏花白》(笛声)

　　《桃花红杏花白》是阎雪君的“乡村三部曲之一”。小说由对生活感到绝望的城市教师邵瑞到桃花峪支教起笔，通过对宋小蝶、燕百合两位悲剧女性生命轨迹的追寻，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的变革与动荡。在灵与肉的交织中揭示了大变革背景下的美丽与丑陋、人性与兽性、失落与救赎。

　　阎雪君笔下的桃花峪既弥漫着田园牧歌式的乡间小调与诗情画意，也充斥着延续千年的民间巫术和神鬼迷信。在这片远离喧嚣的乡土山，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民智未开的旧风陋俗相互衍生。

　　为了生存与发展，桃花峪的视野逐渐超出了乡土。两位女主人公放弃了土地，走上各自不同的经商之路，和宋小蝶的小媳妇面馆以及燕百合的澡堂开张遥相对应的是传统乡村社会模式根基的动摇，如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些因为土地而连接起来的聚落的温情也会随之消失殆尽。

　　尽管小说关注的视角始终在乡土，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乡土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化的乡土。它虽然具备一切乡土文化的外在元素，但是其内涵和实质却带着城镇化的影子。但它又和真正的城市格格不入，它属于城乡之间藏污纳垢的灰色地带。

　　在这里，人们暂时解除了最初与土地之间的终身契约，从聚落的罅隙中解脱出来，满怀憧憬，意气风发。当物欲的色彩逐渐占据上风，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一点点崩溃，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世界的无所适从与心灵世界的无处安放。

　　宋小蝶从一名勤劳朴实的面点老板退化为一名依靠皮肉生意牟取暴利的黑心商贩，她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疫症。旧的乡土模式的消弭和新的发展模式的缺失，让许多动荡的心灵在金钱权力的诱惑下迷失本性，一错再错。

　　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不再是生命力的影射，它更多作为一种庸常的生活必需品，象征着强大命运笼罩下脆弱灵魂的苦闷与挣扎。作为一种肉体和心灵双重扭曲下的释放方式，性爱更多承担了符号的作用，既是主体精神瓦解的旁证，又昭示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负荷下人性的集体失落。

　　感情生活对桃花峪的乡民来说，似乎是非常奢侈的享受。几乎死亡的婚姻，可以像植物人一样地生存。婚姻死亡的夫妇，常常处于麻木的状态。

　　小说中，宋小蝶和燕百合的婚姻是悲剧的，她们是家族的牺牲品，以“换亲”的方式嫁给了自己不钟情的“残缺”男人。对她们而言，夫妻间的性爱不是一种欢愉的体验，而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反之，宋小蝶与廖大同的私通、燕百合和邵瑞的野合则充满了生命的律动和激情，这就从另一个维度上赋予了性爱反叛与抗争的意味。她们与异性以这样不伦的方式结合，不仅体现了她们对悲剧命运的自觉抗争，更是在释放自我的道路上孤注一掷。

　　《桃花红杏花白》的情节安排上带着沉重而悲怆的宿命的影子。燕百合作为作者重点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但充斥着“家族遗传式”的悲剧因素，而且在庸常的世俗生活中总是遭逢各种意外的灾难，每一次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以失败收场。

　　然而，燕百合虽然屡遭挫折，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贫困的生活非但没有减退她爱做梦的喜好，反而越是贫穷，她越爱做梦，生活中缺少的往往在梦里会得到”。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她是一个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她的玩世主义和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

　　在生活的磨砺面前，燕百合始终保持着一个人的自尊、道德、底线和坚守，像一朵开在山野中的野百合，不卑不亢，不急不躁，怀揣梦想，坚守希望。

　　在作者的笔下，燕百合是一个殉道者，同时又是一个救赎者。如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难的同时，也宽恕了人类诸世的罪恶。生活的挫折带给她的打击让她更加茁壮地成长，她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救赎了对世界感到绝望的邵瑞，挽回了他将死的肉体与灵魂。

　　在燕百合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对社会冷静而严肃的观察以及用以救赎世人的济世理想。小说因此闪烁着悲剧之光，照耀着这个不甘寂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