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应为作品添彩而不添堵(徐可)

　　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出版后，因其大量使用上海方言而引起热议，也使“方言写作”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挺之者认为，方言写作使小说更接地气，更有地方特色；反对者认为，过分使用方言，会给非本方言区的读者带来阅读困难，不宜提倡。

　　我读《繁花》，倒没觉得有多困难，虽然阅读速度比较缓慢，没有那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不过可以细细品咂小说语言中的上海味道。但我由此也想起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读者——或者退一步讲，是不是大多数读者都有这样的耐心，愿意慢慢阅读并理解一部掺杂了大量陌生方言的小说？作家应该怎样把握方言的运用，避免方言成为读者享受阅读的障碍？

　　有些人把小说中夹杂有方言的写作方式一概称为“方言写作”，对此我不认同。所谓方言写作，应该是指作家用方言作为母语进行创作，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思维方式是方言的，落到纸上的自然也是方言。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近现代的《何典》《海上花列传》等。这类小说几乎完全用某种方言写成，非此种方言区的读者几乎无法阅读，所以很少有作家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当然，也有作家愿意为了传承方言而作出牺牲，对这样的作家我们应该理解并尊重。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在写作时，主要用的是普通话，但是在作品中出于表达的需要而穿插一定的方言，方言多数出现在人物对话中。应该说，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方言或方言词汇。只不过有的作家用得比较多，因而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罢了。

　　无论是方言写作也好，还是在写作中适当运用方言也好，我认为都没必要一概加以反对。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因素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民俗风情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不少地方方言中还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习惯用语。文学作品中适当运用方言，一是可以强化小说的语言表现力，为小说增色添彩。有的方言寓意丰富、形象生动，是普通话所无法表达的。二是使小说具有地方色彩、地域特色。三是可以保存一些濒临消亡的方言。近年来，方言日益式微，不少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戏急剧消失。用文学作品的形式保存方言，使流行于狭小区域的方言词语被吸纳到全民通用的规范话语体系，从而不断丰富全民共同语，实际上也是在为抢救传统民俗文化作贡献。

　　但是，作家如果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读者接受的话，就不能不处理好方言运用的度。中国地域辽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的方言也是千差万别。虽然汉民族用的都是汉语，但是不同方言之间的鸿沟有时候并不比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小。方言所展现出的民间话语环境，对特定地域外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会给读者理解文意造成一定的障碍和不便。怎样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方言，使其不至于阻碍外地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理解，这是对作家功力的一个考验。作家陈忠实在谈到方言运用的时候说：“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阅读障碍。”金宇澄也认为，小说应该使纸上的沪语变得更加通畅、明白。“语言是为小说服务的。沪语小说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它独有的文学价值，也就是小说通过上海话呈现出来的上海生活。因此小说中的沪语应该是容易让人懂的且能增加读者阅读乐趣的沪语。这样既能让小说的文学价值被读者更广泛地接受，也有利于沪语的推广。否则，沪语小说只是有局限性的方言地域小说。”他在小说中避免了沪语的拟音字，放弃了不易书面表达的沪语句子。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方言在文学文本中的作用是双向的，处理得当可以为作品添彩，处理不当则有可能给读者“添堵”。作家在使用方言的时候，要善于提炼吸收方言里的养分，使其更好地为作品服务。不少作家在用方言表情达意的同时，都在努力避免制造阅读障碍，这种努力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