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除以七(肖复兴)

　　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看罢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先生的电视纪录片《56UP》之后，心里不大平静。这部纪录片，拍摄了伦敦来自精英、中产和底层等不同社会人群的14名角色，自7岁开始，一直到56岁的生活之路。导演每隔7年拍摄一次，看他们的变化。7个7年之后，这些人56岁了，这么快就从童年，进入了老年。150分钟的电视，演绎了人生大半，逝者如斯，真的让人感喟。

　　我不想谈论这部纪录片所要表达的主旨。让我感兴趣的是，它选择了将人生除以七的方式，来演绎并解读。为什么不是别的数字，比如，五或六，而偏偏是七？不管有什么样对数字特别膜拜的深意或禅意，乃至宗教的意义，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我也来一回这样的选择，将自己的人生已经走过的岁月除以七，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从7岁而从5岁开始吧。因为，那一年，我的母亲去世，我人生的记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记忆中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树，落满一地槐花如雪，我穿着一双新买的“白力士鞋”，算是为母亲穿孝。母亲长什么样子，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姐姐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一起，到“劝业场”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独自一人到内蒙古修铁路去了。那一年，姐姐17岁。

　　7年之后，我12岁，读小学五年级。第一次用节省下来的早点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是本杂志《少年文艺》，一角七分钱。书中有我人生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是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马戏团来到了镇上》。那是马戏团第一次来到那座偏僻的小镇。那两个来自农村的小兄弟，没有钱买入场券，帮助马戏团把道具座椅搬进场地，换来了两张入场券。坐在场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节目，“小丑”刚出场，小哥儿俩累得睡着了。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那样深刻，小说里的小哥儿俩，让我想起了自己和弟弟，从此，也让我迷上了文学。我开始偷偷写我们小哥儿俩的故事。

　　19岁那一年春天，我高中毕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初试、复试都通过，录取通知书也收到了。随后，文革开始了。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两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张夹在印有“毛体”中央戏剧学院红色大字的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

　　26岁，我在北京郊区当一名中学老师。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一年。是因为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我才被迫退回京的。熬过了近一年待业的时间，才得到教师这个职位。和父亲一样，我也得了高血压，医生开了半天工作的假条。每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叫《希望》。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有一丝隐喻的色彩。

　　33岁，我“二进宫”，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一岁。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我在南京为《雨花》杂志修改我的报告文学，那将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我从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

　　40岁，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汇月刊》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电报要求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楼找同事借来一台专业照相机，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让儿子帮我照了照片，勉强寄去用了。那时，儿子8岁，小手还拿不稳相机，照片也有点晃晃悠悠的感觉。

　　47岁，我调到了《小说选刊》。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大学老师到《新体育》杂志当记者，几经颠簸，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以为是文学的殿堂。前辈作家艾芜和叶圣陶的孩子，却都劝我三思而行，说那里是“名利场”，是是非之地。

　　54岁，新世纪到来。我自己却乏善可陈。两年之后，儿子去美国读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都有奖学金，是他的骄傲，也是我的荣耀。

　　61岁，大年初二，突然的车祸，摔坏了脊椎，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们说的，我相信命运。福祸相依，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先生隶书写的那副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68岁，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两个孙子已经前赴后继地出世，一个两岁半，一个就要5岁，生命的轮回，让我想起儿子的小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这么快，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56UP》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但是已经打开了，就得读下去，读着读着，也就读下去了。

　　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漫漫人生路，能够有意识地“除以七”，听听自己、也听听光阴的脚步，看看自己、也看看历史的轨迹，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