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的歌吟(熊元义)

　　在当代诗坛，诗人田禾一直被称为乡土诗人，从诗集《喊故乡》、《野葵花》、《在回家的路上》和近期出版的诗集《乡野》中都能寻觅到踪迹。不过，田禾的一些乡土诗既有对乡土的眷念，也有对乡土的超越。无论是《喊故乡》、《在回家的路上》、《回家》，还是《老地方》、《宋江》等诗，都有不属于乡土诗的东西，可以说是精神游子漂泊的歌吟，而这恰恰是田禾的诗令人痛彻心扉而又难以忘怀的。

　　为什么诗人还在漂泊？出身乡村的田禾虽然很早离开了乡村，却没有忘却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精神的根仍然牢牢扎在上面。因而，诗人对乡土的情感是矛盾的，既热爱又怨恨，既挣脱乡土又害怕漂泊，既摆脱苦难又感恩苦难。这是精神游子难以摆脱的矛盾。

　　当然，诗人回家不是回到具体的家，而是寻找精神的根，寻找滋润精神的土壤。回家的路是漫长的，诗人的这种精神漂泊无疑是那些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宿命。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不超越社会底层，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悲苦、潦倒”的命运。但是，这些超越底层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背叛社会出身，就难免精神漂泊，就将陷入出走与回归的矛盾和痛苦中。田禾的不少诗就是这种精神游子漂泊的歌吟。在田禾的诗中，故乡是美好的。故乡“是母亲的一声叮咛/是奶奶的一声呼唤/是流水中晃过的亲人的笑脸”“老地方啊，她是我/记忆中甜甜的麦芽糖/是留在我额头上最初的/热吻。是风中走动/而又起伏的庄稼”。这老地方令人魂牵梦绕，但是，这老地方存在贫穷、愚昧和衰败。正是这些贫穷、愚昧和衰败，诗人的祖祖辈辈才有无尽的磨难和不幸，像草一样无声无息的贫苦和辛酸。因而，诗人没有安贫乐道，而是竭力甩掉这贫穷、愚昧和卑微的徽记，把命运扛在肩上，离开了这个老地方。“我只把命运扛在肩上/不声不响地跑在路上/乡村被我一块一块地/甩在身后”。但是，离开乡村的诗人无法摆脱那精神漂泊的痛苦和空落，还是感到那片生养的土地最牢靠和最踏实，“握住泥土/比握住江山更可靠”。身心分离的诗人挣扎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回家！这个家已是不易回了。不仅诗人的家早已破碎，千千万万底层民众儿女的家也正在支离破碎。不少中国当代农民的儿女因双亲出外打工，大多是在不完整的家庭中成长的。诗人在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是残缺的，成年后身处的社会环境也存在畸形发展。诗人渴望回家，既不是衣锦返乡，也不是光宗耀祖，而是对当代社会片面发展的超越，是对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精神家园的寻找。当代很多农民在精神上大多漂泊着，在城市是暂住，回到乡村仍是暂住。诗人田禾在回家的路上，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在回家的路上。

　　在《今夜的月亮》这首诗中，儿子急切地盼望在外做工的父亲早些回家，祈求今夜的月亮云不遮挡、风不吹落，而父亲仅仅为了节省五角钱，不得不走三个小时的夜路。这是那个贫穷时代生存的痛苦。这种痛苦似乎并没有因为当代农民富裕起来而终结。在当代，又有多少儿女在月光下等待父母亲打工归来。没有父母，儿女团聚的家还是那个魂牵梦绕的家吗？这种生存痛苦仍然折磨着当代农民的心。但是，当代不少作家习惯顺应历史发展，只看到历史发展的这一面，而忽视历史发展的那一面，缺乏批判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但历史发展的这两种形式是有根本区别的，历史的发展采取较残酷的形式往往损害着广大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则比较符合广大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当中国当代历史发展出现畸形时，中国当代不少作家不但抵制和批判这种畸形发展，反而顺应这种畸形的历史发展，有意地回避时代的生存痛苦。与此相反，田禾曾在这种生存痛苦中煎熬过，而且敏锐地感受到当代社会的生存痛苦，无论是《今夜的月亮》、《菜地》、《还原》，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回家》、《老地方》等诗，都抒发了他对时代生存痛苦的无奈感慨。

　　我与诗人是从相同的地方出来的，也曾置身诗人的家乡。每当我细细品味田禾的一些描写乡村的诗作，都像回到了少儿时代的家乡，那泥香、那稻香、那总是撅着屁股的父亲形象，缠绕着我、融化着我。这片土地的苦难、辛酸，还有父老乡亲的挣扎、拼搏，令人心碎，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我的眼泪不仅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且是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命运难以改变而心痛。而那泥香、那稻香、那油菜花香，随着环境的污染破坏，早已变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寻找精神的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