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娅·阿尔瓦雷斯：在文学中释放被压抑的声音(李保杰)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

从左至右： 《我们自由之前》  《加西亚家的女孩 不再带口音》 《蝴蝶飞舞时》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Julia Alvarez，1950-)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为美国读者熟知，且受到美国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阿尔瓦雷斯是美国拉美裔作家中的佼佼者，成名较 早，与墨西哥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古巴裔作家克里斯蒂娜·加西亚并称为最有影响力的拉美裔女性作家。和曾获普利策奖的朱诺·迪亚斯一样，阿尔瓦雷斯 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同时也是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1950年3月生于美国纽约，3个月时随父母回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阿尔瓦雷斯家族属于多米尼加上层精英，她的外祖父曾经担 任驻联合国的文化官员，多位家族成员在特鲁希略政府中担任要职。茱莉娅童年时养尊处优、无忧无虑，但10岁时，她的父亲参加了推翻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地下 变革运动，因为计划暴露而遭到秘密特务组织的调查。为了避免迫害，阿尔瓦雷斯一家紧急移民美国，从特权阶层沦落为一无所有的外来移民。生活境遇和身份的骤 然变化促使茱莉娅·阿尔瓦雷斯在阅读中寻找心理慰藉，逐渐通过写作来倾诉心曲。25岁时，阿尔瓦雷斯获得纽约州雪城大学文学写作硕士学位，走上专业写作的 道路，在明德学院任驻校作家。

　　阿尔瓦雷斯是位多产作家，迄今已经出版20余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儿童文学和散文。最早的作品是1984年出版的诗集《回家》 (Homecoming)，并未引起太大反响。而1991年的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How the Garcí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获得广泛好评，同时奠定了多米尼加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开始进入文学批评视野。此后阿尔瓦雷斯陆续出版多部作品，如长篇小说《蝴蝶 飞舞时》(In the Time of Butterflies，1994)、《悠！》(Yo!，1997)、《以莎乐美之名》(In the Name of Salomé，2000)、《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A Novel，2006)，以及儿童文学《我们自由之前》(Before We Were Free，2001)等。据《图书馆杂志》报道，《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被选入纽约三大图书馆联合推荐的“21世纪新文学经典”推荐名单；《蝴蝶飞 舞时》出版后第二年获得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提名，2000年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

　　阿尔瓦雷斯家族的历史和移民经历直接受到多米尼加政治局势的影响，所以，与朱诺·迪亚兹等生活在多米尼加社会中下层的作家相比，茱莉娅·阿尔瓦 雷斯更容易感受到政治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她的文学书写往往取材于相关的政治或者历史主题，带有鲜明政治色彩。阿尔瓦雷斯在谈及历史时提到，虽然特鲁希略独 裁统治已结束了半个世纪，中间政权几经更迭，但当时许多史料仍未能公开，历史的真实面目并未显现，因此那个时代最终“只能通过(文学)虚构来理解，只能通 过想象来弥补”。对于茱莉娅·阿尔瓦雷斯这样的流散者而言，被迫移民，与自我的过去蓦然割裂，文学想象的确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并提供心理补偿。阿 尔瓦雷斯的多部小说都是以这样的历史为背景创作的。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苦难、动荡和暴力。多米尼加1844年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殖民历史的影 响尚未肃清，美国也对多米尼加虎视眈眈，因而多米尼加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1930年，拉斐尔·特鲁希略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长达31年 的家族独裁统治。期间虽在公共设施和民生保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特鲁希略家族控制国家命脉，在经济上垄断支柱产业，政治上实行军事独裁、建立遍布全国 的特务网，神化“元首”的独裁统治，禁止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到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特鲁希略最终被暗杀。但反对派未能掌握军 权，特鲁希略的弟弟埃克托尔和儿子兰菲斯最终控制了局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疯狂报复，多米尼加共和国再次陷入暴力和流血冲突。特鲁希略家族的统治结束后， 国内政局始终动荡不安。1962年选举获胜的胡安·博什任期未满一年，即被“美国策动的政变推翻”；随后拉斐尔·特鲁希略的门生华金·巴拉格尔多次出任总 统，先后长达24年，执政理念与特鲁希略时期并无实质差别。直到本世纪初，特鲁希略时期的影响才逐渐淡去。然而，这段历史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并未消除， 一些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永远的改变，有些人因为不甘忍受强权暴力而家破人亡，也有些人被迫远走他乡。“特鲁希略政权”已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广为采用的历史背 景，通过文学书写重构个人历史或民族历史的书写策略十分常见。类似的文本还有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朱诺·迪亚兹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 一生》和艾德伟奇·丹提凯特的《刈骨》。

　　对于在强权掌控下的近当代多米尼加而言，官方历史更加扑朔迷离，文学叙述作为历史想象的重要手段，填补了历史书写中的诸多空白，凸显出人们、特 别是普通人对过去的思考。茱莉娅·阿尔瓦雷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学书写重构多米尼加历史，发掘被强权和暴力所湮没的弱者的声音，使他们得以发声。在 《蝴蝶飞舞时》的后记中，阿尔瓦雷斯道出了文学书写的意义：“我希望这本书能加深北美人对你们的理解——你们所忍受的噩梦和失去亲人的悲痛……”

　　阿尔瓦雷斯在访谈中提到，《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和《我们自由之前》取材于她的家族历史。两部小说都属于女性成长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 事，多角度讲述女性主人公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成长。从两部小说开头的族谱可以看出，它们在人物和故事情节之间具有连贯性。《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中人 物的族谱显示，约兰达的母亲劳拉来自托雷斯家族，他们一家和芒多舅舅、阿图罗舅舅、咪咪姨妈等一起住在外祖父建造的大院子里。而《我们自由之前》开篇写劳 拉一家紧急移民美国，之后家里发生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随着一个个谜团被逐渐揭开，劳拉的侄女阿妮塔也经历了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痛苦。如果将两部作品 放在一起研读，读者基本能将加西亚姐妹和她们表妹阿妮塔的故事串联起来。《悠！》则完全从约兰达的角度，讲述她成为作家、用文学想象建构自我身份的故事。 如此说来，约兰达更接近于作者阿尔瓦雷斯，代表了作者对自我的审视，既描写了作家在文学写作中的心理体验，同时也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批评。

　　《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以加西亚四姐妹的视角讲述她们随父母仓促移民美国以及文化适应过程。小说采用了倒叙手法，从1989年约兰达回多 米尼加共和国探望几位寡居的舅母，到1956年特鲁希略政权后期约兰达一家紧急避走美国，前后有30多年的时间跨度。小说叙述者为约兰达·加西亚，采用第 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互切换的叙事角度，讲述姐妹四人在学业、事业和爱情上的挫折和成长，以及她们在“美国化”的过程中与父母关系的变化。在多米尼加的传统 父权制社会中，父亲卡洛斯是一家之主，代表最高权威。他曾为了国家的自由和民主而战，却不能容忍家里的女人们否定他的权威。来到美国后，孩子们开始接受美 国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不再想按照父亲设想的方式去生活。姐妹四人的变化令父母担心不已，“我们的变化让爸爸妈妈开始担心女儿们会被美国化”。父亲最喜爱 的小女儿菲菲从大学辍学，拒绝做父亲期望的“职业妇女”。后来父亲曾偷看菲菲的情书，得知真相后的菲菲愤怒之极：“你没有权利，你根本没有权利翻我的东 西、看我的信”。对父亲权威的公然否定导致了父女反目，6年间二人形同陌路。不仅如此，母亲劳拉也开始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在老家，任何质疑权威的悄悄 话都可能招来开“黑色大众”的秘密警察。但这里是美国，人们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卡洛斯听到女儿和妻子的“自由宣言”时，感觉被妻女背叛了，她们辜负了自 己的付出，认为这些不幸皆源于移民经历，是美国改变了她们。小说还写到加西亚姐妹们的文化适应过程，她们改掉了带有浓重西班牙语口音的英语，融入到美国社 会，却与父亲所代表的多米尼加文化渐行渐远。

　　《我们自由之前》被誉为拉美的“安妮日记”，小说采用日记体，以12岁的多米尼加少女阿妮塔·托雷斯的视角，讲述了独裁和暴力对儿童的伤害。小 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主，中间穿插阿妮塔的日记，记录了爸爸被捕后她和妈妈藏身朋友家衣橱的日子。该书获得了2002年美洲青少年儿童文学奖和2003年美 国图书馆协会青少年文学奖。茱莉娅·阿尔瓦雷斯说，她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有二：一是家人和朋友曾有阿妮塔那样的痛苦经历，她的叔叔参加反对特鲁希略政权的 民主运动而被杀害，她的堂姐妹由此失去父亲。另外一方面，她也希望通过写作展示出这段历史中儿童在暴力和恐怖的阴影下所遭受的创伤，让广大读者了解多米尼 加人民的牺牲：“对那些在压迫、恐怖和暴力环境下成长的儿童来说，他们被剥夺享受童年的权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像别的孩子一样享受被呵护的幸福，不能相信 自由，不能企盼善良，不能无忧无虑地心怀希望和梦想。当然，其中的许多孩子忍受着丧亲之痛：作为社会成分的家庭遭到破坏，也使他们失去了父亲、母亲、婶婶 或者叔叔”。

　　在《蝴蝶飞舞时》中，作者则完全跳出了个人经历的窠臼，通过文学想象再现了代号为“蝴蝶”的多米尼加民族英雄米拉瓦尔四姐妹的故事。米拉瓦尔姐 妹出身于富裕的大农场主家庭，积极参加民主变革运动，最后被特鲁希略的特务暗杀，这一事件在多米尼加国内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加速了特鲁希略政权的覆灭。 《蝴蝶飞舞时》讲述了米拉瓦尔姐妹如何从富家小姐成长为女英雄的生命轨迹，以文学虚构的方式重构了历史空白，如作者所言：“米拉瓦尔家姐妹是我的创造，是 虚构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叙事忠实于真正的米拉瓦尔家姐妹的精神”。小说从米拉瓦尔四姐妹中惟一的幸存者狄狄接待一位美籍多米尼加作家，给采访者讲述姐妹 们的成长而展开，通过狄狄的回忆展开叙事，正如当年父亲所预言的：“她会给我们所有的人送终”。狄狄虽是幸存者，但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空虚之中，“我听到的 是我自己的呼吸声，还有我看到他们都在那里，像雕塑般一动不动，妈妈、爸爸、米内瓦尔、玛·特、帕特里亚，我心想还缺了谁。我将他们数了两遍才意识到—— 缺的人是我，狄狄，是我呀，幸存下来讲故事的那个”。在这部作品中，茱莉娅·阿尔瓦雷斯虽然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人物，但是继续了之前的主题——通过文学想象 将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使受难者的心声得以吐露。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用语言和文字践行了多米尼加裔作家的责任。她说，“我是多米尼加-美国人，我还是作家。我发现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身份中的这个 连字符号，这是两个世界碰撞和相交的地方。”她以独特的经历和敏锐的社会历史视角，书写了多米尼加人的故事，也书写了多米尼加移民的历史，构建不同于官方 历史的另外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