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孙喜玲3年走访40个“荒村”(周同馨 杨东杰)

孙喜玲左在陵川县上窄相村采风。

孙喜玲走在“荒村”。

　　2010年底到2014年夏，我省女作家孙喜玲不畏艰辛，自费调查了晋城市的40多个“荒村”，用她的笔和相机留住荒村影像，用她细腻的观察和绵密的思考，探寻了荒村之所以荒芜的缘由—

　　“核心提示”

　　前不久，山西女作家孙喜玲出版了她历时3年多采写成的《荒村拾遗》，引起了多方关注。农村村落的荒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据统计，全国每天要消失300个左右的古村落，山西也在其中。

　　中国农村的荒芜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其原因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孙喜玲研究的“荒村”概念不仅仅是房倒屋塌，不仅仅是耕地撂荒，荒村最荒的是人荒。农村没有了年轻人就没有了未来，而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以没有农村，更不可以没有农民。可以说，无论什么社会形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农村始终是承载社会金字塔的底座，而农民正是构建这个金字塔底座的基石。城市是农村的寄生物，必须依靠农村的供养才能生存发展。假设没有农民种菜种粮放牧养殖，城市人的生活是一天都维持不下去的。

　　孙喜玲研究的荒村中，还有许多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更不可再生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的荒废毫无疑问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损失。孙喜玲所做的正是想用自己手中的笔和相机留住这些行将消失的村庄。而整个采风过程充满了被作者称之为“甘之如饴”的辛苦，也有着许多难为外人道的无奈和无助。

　　农村是中国文化的根

　　从2010年底开始到2014年夏，孙喜玲用3年多时间走访了泽州县的上石头村、北寨村、城则村等，阳城县的半村、后沟村、西门庄村等，陵川县的寺南岭、冯家湾、上窄相村等，沁水县的花沟村、坪上村、庞庄，高平县的良户村等，这些村庄，有的是普通的农村，有的则是有着几百年甚至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作者的“拾遗”着眼点在于对荒村人文历史的追寻和思考，在于荒村所以荒芜的缘由探寻，也在于乡村“诗意栖居”的自然环境和民俗民风，因此，孙喜玲笔下的“荒村”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有没了人的村庄和只剩了一个或者几个人的村庄，如泽州县铺头乡的怀峪村，阳城的后沟、半村和后龛村，也包括有着厚重人文历史的古村落，如阳城的屯城、高平的良户等。

　　面对中国农村的荒废，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作家冯骥才大声疾呼：“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现在已到了关乎传统村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陈志华老先生，对由此毁灭的农村古建筑忧心如焚，他说：“中国的农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而且是一个文化的大博物馆，中国文化一多半在乡土。”然而，古村落的消亡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古村落的消亡，还有被遗弃村庄耕地的同时撂荒。孙喜玲在《荒村拾遗》的序言中，引用了节选摘自2000年《中国经济时报》调查的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土地撂荒现象在现阶段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西部粮棉主产区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全国情况看，1996年-2000年，全国耕地面积累计减少大约3000万亩……”距离这组数据的统计时间又过去了10多年，这10多年里，中国的耕地又撂荒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土地撂荒随着村落的消亡依旧在继续着。

　　有的荒村无人可访

　　孙喜玲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走访了晋城市40多个“荒村”，收进《荒村拾遗》一书的村子有34个。为了尽可能采访到一些有价值的素材，每个村庄她都去过两趟以上，有的甚至去了五次。此书从采风、撰稿、出版、印刷，全由作者自费完成，为了减省费用，她自己操刀亲自完成了装帧设计，孙喜玲之所以不计代价地要做这么一件事，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将行将消失的一部分荒村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保留下来，同时希望农村衰亡的问题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孙喜玲最早发现荒村现象，是在2003年杭州临安的洞霄宫，洞霄宫附近有一个自然村，坐落在苍翠的大山间，四围青松翠竹环抱，远山近岭，层峦叠嶂。整个村子古木苍苍，人影寂寂，老屋隐隐。可这么美丽的村子只剩了4口人，这是孙喜玲第一次见到的 “空壳村”。之后不久，2004年孙喜玲受陕北靖边县文化局的邀请去陕北采风，其时在陕北走过的村庄有20多个，村庄的荒芜、农民的锐减及高龄化，让她开始思考农村消亡的问题。

　　2009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她和一群搞摄影的朋友去阳城的乡村看麦苗青菜花黄，无意中发现荒村现象不只是杭州临安，也不止是陕北靖边，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为此，荒村现象成了孙喜玲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和困惑。孙喜玲曾经联络过几家影视公司，想借用他们的力量把行将消失的荒村记录下来，并通过电视传媒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影视公司因为这类题材没有经济效益，都拒绝了。无奈之下，她只好拿起手中的相机和笔，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访。3年半时间里，利用稻粱谋之外的工夫，背着面包和矿泉水，或蹭车，或打的，行走在一个个的荒村。她说，采风荒村，是一种精神的快乐，也充满心灵的伤痛，行走在荒山野岭，一路有大美的风光相伴，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快乐的，同时看到一个个的农村房倒屋塌、关门闭户是痛心的。其中最大的难度不是自己不会开车和没有交通工具，而是许多荒废的农村没人了，采访没有对象，一个农村的历史和村民流向都不得而知。因此为了能了解到一些情况，一个村子她至少要去好多趟。

　　一个人的村庄

　　在所有走过的古村落中，最让孙喜玲揪心的是阳城的后沟和半村，后沟和半村位于大山环抱之下，风景绝美，都是几百年的古村落，清一色的石头屋依山而建，高下相间，错落有致，与周边山色融为一体，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却已然成为了一片废墟，阳光下这片白花花的废墟令她触目惊心，眼泪几次三番涌上来。半村唯一的生机，是一条小黄狗，是80岁的老妇人在路边捡回来的，看见来人老人吓得躲在门后不敢出来。村民告诉她，这一带从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叫木木沟，后来树全给砍了，烧了木炭或者卖给了河南人，几年前就成了“没木沟”了，如今只剩了4个村民，一个74岁老头儿，一个80多岁老婆婆，老婆婆和40多岁的鳏夫儿子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而后沟则只剩了一个村民，还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残疾人，这位村民叫吴成龙，50多岁，妻子去外面照顾上学的孩子，他一个人和一条小狗住着一个村，村里是清一色的石头房屋，但大部分都被抽掉了大梁，成为废墟，这位少了一条腿的农民一个人要种庄稼，要砍柴做饭洗衣服。因为残疾，走出去无法谋生，吴成龙因此成了唯一一个坚守在村里的村民。吴成龙给她讲述了从爷爷那里听来的逃荒故事，说那是光绪年间遭了大饥荒，他家从河南逃荒来到山西，一路上到处能看到死人。吴成龙说，天下不可能总是太平，不可能不遭年馑，以后城里日子不好过了，你们来这里住吧，这里养人，地好，种什么长什么……

　　从半村回来后，好多天里，孙喜玲的心情都无法平静，只要一闭上眼，脑海里就浮现出拄着拐杖独自生活的农民吴成龙，出现那一片又一片的白花花的废墟—那简直就是死去的农村的尸骸……

　　村民被偷文物的贼们偷怕了

　　在陵川寺南岭村，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竟然像撵狗一样驱赶喜玲，说：“出去，出去，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不欢迎！”乡村如今被偷文物的贼们偷怕了，农村古庙里的石雕木雕砖雕基本都被盗窃一空，不少地方是村委会主任和窃贼里勾外连将村里的文物出手的，而贼们都是衣冠楚楚地出现的，并且像她一样脖子里挂着相机，人模人样，因此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并不欢迎外人到来。也因此可以说，乡村最可怕的荒废是人心人性的荒芜。

　　孙喜玲说：“……农村是和大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是‘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诗意，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淳朴，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生动……农村的民俗以及诗意栖居的环境和恬淡的生活方式，其价值是线装孤本，是无韵之诗，是立体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骨骼的要素，是民族文化之根本所在。毫无疑问，它们一旦毁掉绝不会再现。”

　　她告诉记者，如果自己体力精力财力允许，她还想到一些叫河、泉、水的村子走走，想去探究一下那些河流消失的原因和河边村庄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城镇化建设要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乡愁，是属于“乡村”的，是一个人终生无论飘到哪里都会寻找的感情依附。没了乡村，乡愁将无处寄托。

　　幸好，国家已开始投入资金保护古村落，但愿其力度再大一些，方法再科学一些。

　　“孙喜玲微档案”

　　孙喜玲，女，1955年出生于襄垣西关，无党派人士，国家二级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戏剧家协会会员。1984年开始写作，先后出版书籍有散文集 《心湖云影》《此情可待成追忆》《静思集》《荒村拾遗》，长篇小说 《尘缘梦断》，诗歌集《不死的梦》，歌剧《农家儿女》，音乐剧《三边旧事》等。近年致力于荒村及古村落研究与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