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忘年怀罗孚(邵燕祥)

　　我长期住在北京，罗孚长期活动在南方；1949年后大陆很难看到境外报刊，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成为异类以后，更不敢问津了，跟大家一样于香港也是很隔膜的，故不知罗孚其人。那时候，一般人看境外的报刊，就如听境外的广播叫“收听敌台”一样，是可以定罪，至少要批斗的。

　　1982年，罗孚被絷事件，以一条简讯的形式刊登在内地报上的新闻版，似乎用的是罗承勋的原名，也没有引起我格外注意。当时我已到《诗刊》社工作，每期有两页版面发表旧体诗。因电台老同志顾文华的关系，同在港的老报人、诗人、杂文家、小说家高旅有了信稿往还。后来高旅推荐他的老友聂绀弩的诗来，忘记为什么，他又给我留下“史复”的通讯处。于是我跟从未谋面的史复先生也有了书信联系。这都是1984年底以前的事。因为在那年底，我就向中国作协“请长假”，不再参与诗刊编务了。

　　不过我知道了，有一个以老诗人、老革命又是“老反革命”聂绀弩为中心，加上香港高旅、北京史复的铁三角。忘了什么时候我发现这位史复又名“史林安”。直到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罗孚编注的聂绀弩诗，我终于得知，史复、史林安都是罗孚的化名。——罗孚其人这才开始在我的视野浮现了。

　　离开《诗刊》后，兀自写我的杂文随笔。我不善交游，又要避嫌(当时有人怀疑我拉拢中青年诗人，妄图颠覆新诗大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云)，因此躲进小楼，深居简出，实行“惹不起咱躲得起”的犬儒哲学。直到有一次偶遇杨宪益，他知道我跟其妹南京杨苡很熟，让我有空到百万庄他家去玩，这样我遂走进了一个既远离多事的新诗界，而又尽是北京文化人的圈子。

　　“百万庄中酒正醺”，可能就是在杨宅跟罗孚见的第一面。这是缘份，聊天缘？翰墨缘？诗酒缘？

　　在宪益家，茶总是沏好一大壶，但那茶是聊备一格却不能喝的，尤其不能代酒。一进门，主人就问你喝什么，白酒还是威士忌？他是以酒当茶待客的。话题常也不免从问他又写了什么打油诗开始，即所谓“莫谈国是谈诗事，酒酣不觉漏迟迟”。检阅我的诗稿，与罗孚有关的打油诗，数量竟仅次于我与谊兼师友的吴小如的唱和。

　　这也许由于罗孚一再表示过对我之“打油”的兴趣。年近古稀的老报人不但博闻多识，且对诸多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和探究的愿望。他向我索取打油诗的手稿，后来写了挺长的文章来揄扬，这就是他署名程雪野的《燕山诗话》之一节。

　　人的相聚是有气场的。杨宪益跟我们这个圈的交往，当然首先基于他的人格魅力，多少也与他打油诗的感召有关。我记得有一年随霍松林、毕朔望诸老赴常德诗社笔会，那一阵子，因为大家天天谈诗，写诗，我也被感染得一天不落，是平生得诗最多的时段。宪益这个圈子也是出诗的地方，或更准确地说，出打油诗的地方。

　　百万庄外文局宿舍的这户杨家，1990年后，年轻人来得少了，小说家们少了，多的是六七十岁以至七八十岁以上人，一个个谈锋甚健，天花乱坠，我在其中还是“小”字辈，常常感到恍如走进了《世说新语》 的言语吐属一门，隽言妙语，不胜摭拾。罗孚身在其中，一袭洋装的绅士派，开口却成了一身书卷气的真名士，是书生本色，又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应该承认在读书人的眼中，他也像其他老人一样，是能吸引人听他款谈、愿与相交的。在我们这些大陆人的感觉中，他虽曾为大报老总，并没有一点官气，有的是使读书人亲近的书生气。我想他在香港的文化界，左中右各方面都有朋友者或亦以此吧。

　　罗孚从谪居北京十一年回到港岛后，写过《北京十年》，历数他接触过的此间主要是文化界的朋友———当然不限于我所亲历的这个小小的圈子。他的采访面和交游面比我广得多，所遇自也不少是《世说新语》中人，扩而大之，他有时也犹如走进了 《儒林外史》吧。他的书生气使他适于在这样的天地里遨游，一旦步入《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怕就缺乏手段，纵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领导廖承志，那时友好地称他为“罗秀才”，但谚云“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殆为一定形势下的宿命乎！？

　　话说远了，扯回来。我知道罗孚也写旧体诗，但不轻易示人。我希望他的家人能在他的存稿中找到他的诗，不但有旧体，应该还有早年的新诗。

　　我读罗孚文章，每到酣畅处，就想，他写得这么多，这么快，面这么宽，观察这么细致，应该得益于记者出身。但有些做记者时间长了，提笔就来的是“通用”文字，没有感情色彩，更没有个人色彩，那就无足观矣。罗孚有旧学根柢，笔下常有意在言外处，读来有嚼头，回味有余甘。他既是报人，又是阅历丰富且好学深思的作家。他本是读书种子，少年投身报业，长期在“大公”、“文汇”这样的文章渊薮熏出来，抗战胜利后不久转移到香港，虽加入中共，但并没在解放区或大陆的新闻机关干过，他办报面对的读者主要不是党的干部，报纸的任务不是代表上级党委向下属的干部群众指导工作和生产活动。因此天然地少“公家”气，报纸出来要走市场，一副官样文章卖给谁看？我在大陆见习过几年新闻工作，看了罗孚的文字，就悚然惊觉，我至今也还没完全摆脱“新华体”的影响。新华体者，并不专指当年新华社的电讯，而是泛指板起面孔“口吐铅字”，残存着1942年延安整风就“反对党八股”一直没反干净的流风余绪。但近来偶看境外例如香港的媒体上，有时也出现类似的品种了，是我没想到的，恐怕也是罗孚没想到的，不过，他也用不着想这些了。

　　我倒是希望我们大陆上写杂文随笔的朋友们，也能像一般读者那样，拨冗一读罗孚的文章。这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罗孚的七卷文集。文集经著者授权，而且据编者说明，有些文章经作者改订，有些则由出版方“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包括“删节了部分内容”。不知香港读者怎样理解，反正我辈大陆读者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出版社，他们毕竟把七卷大作捧到读者面前。不过，我近来因为好像也到了“近黄昏”时，常不免想，一个作者晚年写东西或编集子，有几分像是留遗嘱，如果这份遗嘱是自己一字一字写就，却有高人来指点，这里不妥，那里宜删，即使老人首肯，那心里的滋味好受么？话又扯远了，打住。

　　向一位缠绵病榻的长者，再侈谈“遥祝健康”，好像成为讽刺了，那就遥寄一片怀念之情吧。

　　2014年3月10日，北京

　　(燕祥7月10日附笔：四个月前听说罗孚老人病危，写此文以寄怀念，不到两个月后，老人就在5月2日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只能祝他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