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写精神——评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张金尧)

　　1962年，罗广斌、杨益言所著小说《红岩》出版。该书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塑造了许云峰、江姐等英雄群像，教育、感奋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如今，何建明(执笔)、厉华著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以大量更为翔实生动的故事和“百倍警惕的现实”忧思，以历史烛照当下，并“以革命的名义，让真实的‘红岩’永存”。

　　在当下，就弘扬红岩精神而言，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是小说《红岩》相传之薪火、相应之和歌。情随势迁，纪实文学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具有了其他文艺形式难以取代的独特作用。相较而言，小说可以将历史环境中的特定人物进行加工、提炼，塑造出较之现实生活中更高、更集中、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纪实文学则既能“出乎其外”，或由当事人“口述历史”，或及时表达作者的个人感悟，又能“入乎其内”，探究彼时彼地彼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的描写。《红岩》小说中的人物姓名，现实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书中“许云峰”，是由罗世文、车耀先、许建业、许晓轩等事迹糅合而成，叛徒“甫志高”则以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李文祥等叛徒为原型加以重塑。随着读者鉴赏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除了在《红岩》中受到精神的洗礼，更需要通过《红岩》了解真实。《忠诚与背叛》在真相中传递真理，对红岩英雄、红岩故事作全方位史诗般解读，无疑令当下读者在真相中获知真理，因此更具独特的感染力。

　　《忠诚与背叛》的文化自觉性在于在当下信仰危机中重新书写“忠诚是一种扣人心弦的气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如果丧失对革命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势必使许多人尤其是党员同志在当下丰富的物质财富中享受着软绵绵的幸福，而没有扶正祛邪的精气神，正如此书所说：“我们亲爱的党越来越面临着一个必须百倍警惕的现实：8000多万党员中，党员的纯洁性、党员的信仰感，似乎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忠诚与背叛》以史诗般的笔触对英雄先辈们做出崇高的礼赞，必将让崇尚高尚的人流下眼泪：敌人从蓝蒂裕烈士口中得不到半句话，就将他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带进刑室，让她看着敌人用烙铁煎熬爱子的胸膛；“小萝卜头”宋振中年仅9岁，可是他坐了8年的监狱，他看到父母躺在血泊中，又在“爸爸”“妈妈”的呼喊中被敌人刺死，这就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年龄最小的烈士；青年学生王朴烈士的家庭富甲一方，他动员母亲金永华变卖家产折合黄金1000多两作为川东地下党活动经费，几十年后，这位84岁的伟大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称儿子王朴“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忠诚与背叛》的文化自信力足以给当下文化建设以启示。文化建设理所当然包含理想建设、信仰建设，理想建设不能吞吞吐吐，信仰建设岂容畏畏缩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今天人们大力提倡长征精神、红岩精神、雷锋精神等，就是因为这些伟大精神实为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时代所需。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正是靠这些精神作为根根支柱支撑起来的，倘若任凭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之支柱被锈蚀甚至遭到拆卸，大厦势必坍塌。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而这，也许正是《忠诚与背叛》现实意义之所在。

　　《忠诚与背叛》中牺牲的烈士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用生命追逐理想，他们也曾写过壮丽的诗行：“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镣铐，锁着了自由的双翅/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忠诚与背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唱彻对英雄的颂歌，这是一种忠诚，因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忘记历史也是一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