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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历史感的“革命叙事”(李建军)

——论烈娃的中篇小说创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28日09:45 来源:光明日报 李建军

  烈娃的中篇小说作品,似乎并不多,但她的小说写作,多少可以证明顾炎武《日知录》中“文不贵多”之论的正确,以及“多则必不能工”的深刻。烈娃写小说,开掘得很深,写得也颇为精致,显示出成熟的个人风格:行文率性而不失分寸,幽默而不失严肃,微细而不失宏大。

  烈娃善于在自由舒展的叙事中,完成对人物人生经验的概括叙述,实现对纷乱历史过程的梳理。她对革命者复杂心理的把握,对边防军人非凡生活的传奇叙述,都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理解力和叙事能力,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经验。阐释她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内容,离不开“革命”“战争”与“人性”这样的关键词,离不开“伤害”“挣扎”与“爱恨”这样的心理学问题,也离不开“崇高”这样的美学概念和“忠诚”这样的伦理概念。

  《渡江》写的是一群“南下”干部在胜利以后的生活。紧张而传奇的对敌斗争结束了,平静而平淡的庸常生活开始了。在战斗的岁月里,他们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到了战后的和平时代,生活进入了一个看不见的“埋伏圈”。昔日的同志变成了今日的“对手”,甚至夫妻之间,也起了摩擦和冲突。菊红是小说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人物形象。她性格外向而泼辣,心地单纯而善良,却屡屡遭到忌恨和伤害。严重的伤害性记忆折磨着菊红的心。她晚年唠唠叨叨,总是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她想不通:“战争年代环境那么艰苦和危险,但同志们之间相濡以沫,团结奋战,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可现在这是怎么了?”《渡江》是一部深刻的反思之作,它将反思的锋芒指向人性。“渡江”在这里已经转化为意味丰富的象征,象征着另一种考验的开始,象征着克服人性局限和摆脱生活冲突的艰难。

  《老子革命多年》是《渡江》情节的延续,也是它的主题和叙事空间的拓展。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菊红的弟弟宫音书。他13岁就跟着姐姐“南下”参加了革命,但却更热衷于看小人书和打鸟,是一个完全不懂什么是革命的革命者。他的精神成长与生活历程,充满了幼稚的错位和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当通讯员不称职,被安排去看粮仓;因为不称职,又被安排参军,只两年就复员了,被安排到地区肉食公司工作;然而,他竟然拿枪打死了剿匪时立了战功的狗。在33岁那年,他因为荒唐的爱情表白,而被定为“猥亵罪”判刑两年,监外执行,最终收拾行李,回到了河北老家,成了农民……

  其实,在宫音书的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少年时代的伤害记忆。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强奸中国女孩枣儿的情景,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在心理学上,这属于恐怖性神经症或是“创伤后压力违常”,是超乎人类正常经验之外的创伤性事件。后来他找到了枣儿,承担起了爱她和保护她的责任。因为爱,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他美好、善良、敬业、勤快。他发誓要让枣儿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样,才配得上美好的枣儿。”

  烈娃的另一部小说《天兵台》,是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充满英雄主义激情的作品,是一部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之作,是当代军旅文学值得关注的重要收获。

  《天兵台》是一个美丽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是一首歌颂军人崇高精神的叙事诗。作者的笔调是热情而充满诗意的,而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引入,则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增加了小说的感染力;第二人称的叙事话语的设置,也拉近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给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

  梁昊与苗婕的邂逅和相爱,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浪漫色彩。他们用书信这种古老的形式交流情感,表达爱情。在苗婕的理解中:“真正的爱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比欢乐多……爱不是营利性的投资,只有彻底的付出,才能与得到的成正比。”

  梁昊作为军人的遗腹子,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就有着英雄主义的梦想和激情。他在高原哨卡坚守了十几年,心脏严重变形。最终,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都埋在这里的高山上。对他来讲,这个高原哨卡不仅是一个位于边陲的岗位,而且还是一个与爱紧密关联的圣地。深沉的爱的情感和军人的使命意识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崇高而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汇聚成了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就像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所吟唱的那样:“这是一代代传下的故事,人们把它珍藏到今天,它是人世间最壮丽的语言,它是不会被淹没的语言,它是比太阳还光辉的语言,它是比月亮还明媚的语言……”

  在一个平庸的消费主义写作泛滥成灾的时代,烈娃充满历史感的“革命叙事”,以及具有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的“英雄史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活和人生幽微的一面,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建构具有道德诗性的生活理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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