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古为徒”的人(李晓君)

　　我时常会想起那个时刻：在东八里庄鲁院三楼一间宿舍里，与东君、玄武就着一些咸虾子喝啤酒。虾子，还有鱼干之类，来自于被东君习惯称之为“东瓯”的温州。4月，北京的泡桐花和槐花开得沉静而亮丽，时光机在缓缓地旋转，一段仿佛从生命中分叉出来的光阴，将我们聚合在一起。那样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是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咸虾子，干鱼，让我想起孔乙己先生的茴香豆和黄酒。而这些东西，都来自于鲁迅的故乡，也来自于东君的故乡——那个临海的南方省份。因而对东君习惯于称之为“东瓯”的温州——这个至今未曾踏足的地方，感到好奇。在媒体上，那是个被商业头脑充斥的城市，东方的犹太人足迹遍布全球。但东君给人的印象，仿佛与此毫不关联，他文质彬彬，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夫子气的迟缓和儒雅，像是一个从古代走来的人。

　　难以置信，这曾是一个习武成癖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拳师的儿子，因而文质彬彬、甚或有些羸弱的他，居然臂力惊人，为此，他曾与同学中一位粗壮的汉子比画过。这个习武者，同时也是一个粤语歌曲爱好者，一个喜欢出游、说笑、搞怪的人，一个女孩的父亲，一个恋书成癖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喜好书并藏书无甚奇怪，但东君那来自于许多野史、民间文献和其他晦涩难懂图籍的知识，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将他一部分作品冠之以“东瓯小史”，里面许多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形象——拳师、弹琴者、清客、乡绅、养鹤人、隐居者、种花人，都不像是活在当下喧嚣社会的人物。在他那首《与古为徒》的诗中，他写道：“我的左邻是老子与庄子/我的右舍是孔子和孟子/荷尔德林跟海德格尔是近邻关系/正如梭罗和身居闹市的我/……/我忘记诗经，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所罗门箴言，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陶渊明、杜甫、苏东坡，然后开始写作/我忘记但丁、叶芝、布罗斯基，然后开始写作//忘我，然后发现另一个我……”这简直就是他的写作自白——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他的写作谱系、知识来源。我以为，将中国的古典主义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结合得如此之好，在当代作家中，他是最出色者之一。

　　东君赖以成名的作品，带有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痕迹，他的这些早期之作，不难看出博尔赫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印记。因而，如同大多数年轻作家一样，沿着现代主义小说道路狂奔，直捣它的中心——这是东君进入小说的方式。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东君近几年的小说，却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复古”主义气息，一种中国式的典雅和醇厚。他的小说没有庙堂之气，故事的发生地多在民间，那些多少带点侠气、士气、隐逸风度的人，身上没有一丝“俗吏”之气。我对那些故事好奇并感兴趣。由此，便回望这个曾经负笈同窗的人——应该承认，这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浪漫的人。

　　东君的浪漫不是可以一眼望穿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可能给人一种讷于言辞、学究气和慢热的形象。其实东君的浪漫之心是无人可比的。在他恶作剧和突发奇想的举止里，没有一丝轻薄和浮浪之气，而是一种雅趣，一种天真和单纯。由此，你会愈益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们陌生已久的——士气。我有时寻思，他的这种气息，究竟从何而来？而他刻意不刻意追求的这种东西，是为了什么？

　　倘若没有东君，我们几个——王十月、李浩、马笑泉等人，对书画的兴趣，不会变为一种实际的行为艺术，不会堂而皇之地结社切磋。东君是倡议者，也是热情的组织者。需要提及的是，此后，回到温州的东君，还曾策展过一次并非商业性质的中国当代作家书画摄影展，分别在沪上和东瓯与寥寥的观众见面。东君致力于发掘久已丧失的“贵族气”、“文人气”，是一个真正愿意“与古为徒”的人，这份谦虚里，饱含着巨大的敬畏和自信在里面。他沉静、绵密地去做一件事，就是反僵化和呆板的东西，尽管进入古典，往往会给人一种僵化和呆板的错觉。

　　他是一个真正读懂中国传统的人——他拈取的是传统里最精华和动人的部分，是在文学上“中体西用”的虔诚的实践者。东君曾经戏称自己是个“东西南北中”的人，如同在《与古为徒》诗中展示的，他着意在东西方、传统现代之间，找到一种文学表达上的平衡，找到一个发力点，这是东君近些年来深入传统而新意别出的原因所在。

　　东君好书尺牍，尤善小楷。纯粹做个小说家，对他来说，并不满足。他的诗歌、散文同样出色，而小楷不走“二王”、赵孟頫、文征明等路子，善于从北碑中取法，书风有一种野逸、宽博、浪漫之气。米兰·昆德拉说：“科学的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越变得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而东君却努力打通文、史、哲、宗教与书法，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观，是殊为可贵的。

　　李浩有句话：“打不死的南方人。”这句戏谑的话，用在东君身上正合适。他立足于南方，在浙东南的海边，在他所谓的“东瓯”，一头扎进古典中国的深处，田野采风，精耕细作，采用第一手的民间文书和地方资料，力图在把握孔孟佛老基础上，中国化地表现温州这块带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土地。1939年，从日本归国的傅衣凌，在福建永安离城10多里的一间乡间老屋里，无意中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在研读的基础上写出了史学界颇为重视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而东君对民间文献的重视，以及他多年来对西方文学的消化吸收并形成的一套系统的文学观念，有助于他从一个宽的视野来理解文学、理解当下和书写中国故事。假以时日，他的带有乡风民俗气质的小说，他以传统为背景切入当代人内心深处的表达，会显得更加别致和醒目。

　　东君爱唱粤语歌曲《小李飞刀》，这个崇尚侠气的玉面小生，仿佛一个手持利刃的刺客，双手舞弄着花样百出而招招致命的利器，向我们走来——这不是一个蒙面皂衣的刺客，而是一个穿牛仔裤、花T恤的刺客，这个戴着眼镜、嘴唇微紫的后生，手中的利器不过是一册书而已。可能是《圣经》《中庸》《六祖坛经》，也可能是《某某年谱》《某某行状》之类，在他探囊取物、直取命穴的招式后面，有太多漫长的白日和岑寂的夜晚练就的真功夫——像南方夏天的日光一般锋利，也像南方冬日的海边一般湿寒……